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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塞罗与罗马（第2页）

直到公元前43年去世时为止，西塞罗在至少20年的时间里统治着罗马法庭。

在那个世界里，论点来自法律条文，对热情与偏见的煽动比陈述事实更为重要。

尽管夸耀自己能够“把沙子扬进陪审员的眼里”

，并曾在一起诉讼中宣称某次著名讼案中存在行贿，西塞罗却在4年后的另一起诉讼中对此矢口否认（两次他都打赢了官司）。

他最出名的还是调动和安抚陪审团以及听众情绪的能力。

因此，人们常请他为被告做总结陈述。

西塞罗发展出的完句式风格，即精心构建的均衡句式与韵律节奏，不如他青年时代的强大对手霍腾修斯（Hortensius）那么华丽。

但到了演说生涯晚期，这种风格已变得过于做作，无法符合年轻一代的品位。

因此，西塞罗在其论修辞学的主要著作中加入了一些自辩式的内容，通过引用希腊理论和个人经验来展示完美演说家的形象。

在《布鲁图斯》，一部写于公元前46年，似乎受到4年前霍腾修斯之死影响而创作的罗马演说术发展史中，西塞罗自身的成就被含蓄地表述为罗马雄辩风格的顶峰。

在书中，如同在较早的《论演说术》和后来的《论演说家》中一样，西塞罗强调了演说家接受恰当训练的必要性；他相信，这种训练不仅包括掌握技术，还需要建立在希腊文化基础之上的广泛教育。

西塞罗崇拜的英雄李锡尼乌斯·克拉苏（L.LiiusCrassus，西塞罗自称为他的“学徒”

）作为公元前92年的监察官，反对开办只用拉丁语教授修辞学的学校：因为希腊文是一种更为丰富的语言，有其既定传统，是学习伟大演说术的必备工具。

虽然西塞罗视历史和法律为演说家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他在以上这些著作中极力推荐的仍是希腊哲学。

这是因为它首先传授了智慧，但同时也由于它提供了辩论的训练——政治家必须把智慧与雄辩风格结合起来。

这些试图从哲学中获益的动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西塞罗在哲学流派方面做出的选择。

尽管西塞罗接触了所有主要流派，他还是将远离公共生活且对优美语言兴趣不大的伊壁鸠鲁学派留给了好友阿提库斯[1]（Atticus）。

在他孩提时代，一位名叫狄奥多图斯（Diodotus）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住在他家里，并在那里终老；西塞罗曾向他学习了辩证法。

他偏爱新学园派的教师们，这个派别代表了柏拉图学派历史上的一个怀疑主义阶段，他们认为确定的知识是无法得到的，但在思想上，可能性是指导实际生活的重要基础。

他们自然接受了学园派从正反两方面探讨一个问题的传统，这为讲话能力提供了良好的训练。

他们的信仰也给西塞罗带来了方便，使他可以自由选择在具体议题上最可信的哲学观点。

例如，他可以毫无矛盾地支持斯多葛派关于神意和基本道德观的看法，同时反对他们认为演说应当不动感情的观点。

尽管西塞罗始终坚持，公共服务比学习和写作更重要，哲学研究却始终是他更喜欢的闲暇活动。

但直到政治形势变得对他的天才不利的时候，哲学才真正成为他的最爱。

出于这种偏爱，他最早完成的理论性著作是修辞学方面的论文和两部政治哲学作品，《论共和国》和《法律篇》，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

但到了公元前46年，两部次要著作已预示了他未来的创作方向。

《斯多葛派的悖论》是一部修辞学杰作，西塞罗在其中为斯多葛主义学说的一些极端观点进行了辩护：例如，美德是唯一的善，而所有坏行为皆同等邪恶。

他把这部作品献给了加图的侄子布鲁图斯，并以对加图的颂词开篇，称赞他能使其哲学为公众所接受。

加图当时正在非洲领导着共和派力量，这一事实无疑可以说明，西塞罗为何要修正17年前对自己斯多葛派信条的嘲讽。

在这一年较晚的时候，加图自杀身死，于是，西塞罗为他创作了一篇感人至深的颂词。

次年，西塞罗开始着手实施一项宏伟计划，即“为我的同胞提供一条通往至高学识的道路”

。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创作了12部作品，基本都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造的对话体格式写成的，覆盖了古代哲学的三个分支。

这一系列中的第一部是《霍腾修斯》，一篇关于哲学学习的劝谕词，现已经佚失，但其影响可以从奥古斯丁的话中看出来：“主啊，这部书改变了我的性格，指引我向你祈祷。”

对于哲学中的逻辑学分支，他仅仅贡献了一部《学园派》，其中展示了新学园派的怀疑主义观点。

至于另外两个分支，他首先“学术性地”

展示了不同学派在最基本、普遍的哲学问题上的观点，接下来在更为具体、实际的问题上为他所钟爱的派别进行了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