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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塞罗与罗马（第3页）

因此，在自然哲学领域，继《论神之本性》之后出现了《论占卜》和《论命运》；而在道德哲学领域，他在创作《论善与恶的界限》（讨论不同学派所宣扬的人生目标问题）之后又撰写了《图斯库鲁姆辩论集》和《论责任》，以此为斯多葛派对幸福和责任的观点进行辩护。

但西塞罗的目的并非在于传播某一种哲学教义。

事实上，即便在那些更具传道色彩的作品中，他也断言并不存在确定的真理，并坚称自己有权利根据在不同场合使用的论据，从不同流派中择取最令人信服的一种。

他的愿望是为国家服务，并在其他通道已被堵死的情况下，为自己赢得光荣。

他并没有宣称自己提出过原创性的哲学思想。

他要贡献的是自己用动人的拉丁文重新表述希腊哲学的能力，去为罗马创造一种堪与希腊匹敌的哲理文学，正如罗马演说术业已做到的那样。

这位雄辩的演说家的成就得益于他的教育。

直到当时为止，严肃的哲学论文一直都是用希腊文书写的，即便卢克莱修似乎也被世人视为诗人，而非哲学家。

西塞罗未能彻底扭转这种局势；但塞涅卡是他坚定的继承者，而他最终的传人是拉丁教会的教父们。

当时的人写道：“从前粗糙而草率的拉丁哲学被他的雄辩术打磨光亮。”

在解释自己如何能快速写出这么多著作的时候，他对阿提库斯说：“它们只是抄本，不费多少气力；只有这些字句才是我的，而我的词汇储备是丰富的。”

在他之前，曾有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学者用拉丁文进行写作；但西塞罗说，他们并未努力去追求优雅的风格，甚至在定义和布局谋篇上也不够注意。

虽然西塞罗关于自己只是翻译者的说法言过其实（他自己又在别处矢口否认），大量证据却毫无疑义地表明，他费心关注的不是希腊思想的含义，而是对话者的选择和用语问题。

正是西塞罗确定了希腊文术语和拉丁文术语或翻译用词之间的对应关系，因为他更关心的是教育所有具备文化修养的读者，而不是向信徒们宣讲。

他不仅经常给出希腊语原文，也时常讨论其他的翻译可能性，并在后来的作品中改弦更张。

在西塞罗之前与之后的时代，人们经常抱怨拉丁文作为哲学语言的缺陷。

西塞罗不无道理地抗议说，在任何语言中，新题材都要通过新词汇的创造来表现，希腊哲学家们也需要使用造字手段。

他自己引入了诸如qualitas，moralis以及beatitudo等词汇，借以表示“品质、道德”

和“幸福”

等概念（耐人寻味的是，罗马本身并不需要表示幸福的字眼）。

尽管他满怀爱国热情地坚称，拉丁语潜在地比希腊语拥有更为丰富的词汇，这种语言还是存在着基本局限，这对哲学探究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拉丁文不经常使用复合词，并且缺少定冠词。

诚如塞涅卡抱怨的，拉丁文的“Quodest”

作为柏拉图说的“存在者（τοον）”

替代词，只是权宜之计而已。

西塞罗经常使用迂回婉转的说法，特别是在追求雄辩风格的时候，以此显示自己对这种语言的精妙的尊敬。

他写道：“我们不需要逐字硬译，像不讲究文采的翻译者做的那样。”

同样的想法使他形成了一个令人恼火的习惯，即在不同场合用不同词汇去翻译同一个希腊文术语，或按照自己的通常风格，用拉丁文词组进行翻译。

尽管如此，他的贡献仍是巨大的。

他最伟大的异教继承者、塞涅卡虽也为拉丁文哲学词汇补充了许多新术语，却几乎从未否定过西塞罗的翻译。

它们永久性地扩充了拉丁语的宝藏。

这样一位自觉意识极强的文士留下的私人信件居然大多是未经雕饰的，这乍一看似乎难以自圆其说，但那正是西塞罗完满天才的一部分，即针对各种场合使用恰当的风格。

这些书信中包括写给元老院的关于其行省军务的官方信函，它们庄重简约的风格不同于他向青年朋友塞利乌斯（Caelius）说明其职责时的那种机智与诙谐，也不同于他致信举止轻率的前任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时表现出的义愤与冷漠，或是他给朋友阿提库斯信件中流露出的热切信任。

这些信函不仅展示了西塞罗在文学上的多才多艺和罗马政治的错综复杂，还让我们得以从中管窥那个彬彬有礼而光怪陆离的社会——那里有婚姻与嫁妆，离异与丧葬，财产与投资，庇护与提拔，宣讲与宴饮。

最重要的是，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坦诚、亲切的个人生活图景；而此后，我们只有在马尔库斯·奥勒留和圣奥古斯丁那里才能看到相似的场面。

西塞罗在罗马政治、军事和社会史中的地位不像他在文化史中那么稳固。

他确实担任了主要行政职务，在其执政官任内镇压了一场严重的社会暴动，统治一个边远行省达一年之久；要不是受到内战影响的话，他甚至本可能因其在陶鲁斯山区的军功而享受凯旋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