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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塞罗与罗马（第5页）

这一点毫不令人惊奇。

恺撒早年对待政治丑行的一个举动是，作为公元前64年审理谋杀案的主席，他欣然接受了对苏拉麾下杀手们的指控。

西塞罗也很乐意在那年的执政官职位之争中威胁他的竞争者塞尔吉乌斯·喀提林（Sergiusa）。

此人提着“仍未断气”

的马略亲戚的头，把它献给独裁者的景象，对当时的人来说，仍历历在目。

然而，一经当选，西塞罗就拒绝了一项要求恢复被放逐者儿子们政治权利的议案，他争辩说：“把门第如此显赫的人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固然是极为可耻的，但国家的稳固是靠苏拉的法律维持的，废除了它们，国家就无法生存。”

罗马的公共生活

苏拉的大部分制度、法律上的规定被保留下来，并决定了整个共和晚期政治生活的性质。

这位独裁者规定了整个元老生涯，即所谓的“晋升体系”

（），以保证那些终于握有最高行政权、军队指挥权和行省统治权的人们能够在元老院里度过20个年头，接受它的传统，树立崇尚精英共治的价值观。

财务官，进入元老等级所需要的最低职位官员，从原来的每年8人增加到20人，使得元老院维持在600个席位。

从前的300人议事会不足以提供苏拉所设法庭要求的陪审员数目，因为在这些法庭里，元老们要像从前的格拉古一样，因公共罪名接受同僚的审判。

官员的数目必须满足治理罗马及其10个行省的需要，同时又不损害最高职务的尊荣；于是元老院保留了两个名年执政官，但把大法官的总数从6位增加到8位。

这个体系里包含了残酷的竞争，因为每年有20人取得初步成功，并指望能取得高级职位，但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最终被选为大法官。

因此，我们毫不意外地发现，晚期共和国对于约束选举舞弊的立法日益重视。

苏拉的《反行贿法案》对此的惩罚是10年内不得担任公职；西塞罗任执政官期间通过的《图里亚法案》则对此处以10年放逐。

西塞罗的演说词向后人提供了一幅生动图景，展示了一个向选民施舍恩惠的、高度组织化的体系，其中包括了从提供观看竞技的免费座位到非法行贿的种种手段。

在他对瓦勒斯（C.Verres）的诉状中（此人因任西西里总督期间勒索钱财而在70年接受审判），西塞罗讲述了瓦勒斯是如何利用非法赃款阻挠他当选是年营造官的。

苏拉制度带来的激烈竞争的一个后果是使没有元老背景的人取得高级职务变得难上加难。

西塞罗希望得到的是营造官（aedileship）这一职位，这是一个介于财务官和大法官之间可供选择的职务，它提供了举办竞技并争取民心的机会。

尽管有瓦勒斯的阻挠，西塞罗还是成功当选，但监察官们的举动却使得这一年的选举形势变得更为复杂。

公元前1世纪70年是不折不扣的多事之秋。

因为在整整10年的民众**后，在苏拉的主要党羽、伟人庞培和李锡尼乌斯·克拉苏任执政官的这一年，独裁者对平民保民官立法、司法权的限制法案终于被废除了。

当选之后，庞培发表了一篇演说，承诺要打击行省官吏的腐化现象和元老陪审员对此的姑息行为。

耗资巨大、旷日持久的10年战事及与之相伴的食品短缺使得元老院政府饱受责难。

虽然判处瓦勒斯（Verres）有罪，但包括标记投票和收取巨额贿赂在内的丑闻还是让元老法庭无法招架。

假使苏拉的元老们确实如他可能设想的那样，不像前辈那样轻易无罪开释同僚，因为被告中多数人将永远不会再享有类似机会的话，那么他们中的新人会发现维持元老的生活方式是件苦差，也不能指望日后会在行省得到好处，于是，也就更容易受贿。

尽管庞培似乎并未专门指出对司法体系应当如何整顿，他却也没有反对《奥勒里亚法案》，而该法案把23的陪审员席位给了骑士阶层。

当年的监察官，也是庞培的友人们，从元老院里放逐了64名成员，其中大多数人都被证明曾在行省或法庭上有过贪污行为。

他们试图通过重新竞选官职以恢复元老身份的斗争贯穿了整个公元前1世纪的60年代的选举竞争，而监察官们的其他活动则为这场选举游戏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意大利人在同盟者战争结束时争得了公民权，终于加入了35个罗马氏族之中。

此后，官职候选人就不得不考虑更为广泛的选民范围，毕竟，新入围者中最强大的那些部族可能会认为跑到罗马来参加投票是值得的。

因此，当西塞罗筹划他的执政官竞选之战的时候，他在日程表中插进了拜访奇萨皮涅高卢（波河谷地）总督这一项，因为“这一地区很可能左右选举形势”

。

贵族派与平民派

苏拉的立法与修改法律的斗争对相关术语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