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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塞罗与罗马（第6页）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所熟知的、由西塞罗和恺撒作品所表现的意识形态（从恶意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政治宣传）出现了。

用“贵族派”

和“平民派”

来划分政治右翼和左翼的习惯可能早在苏拉时代之前已经产生了——因为格拉古兄弟的方案与手段已构成了这种区分。

但正是苏拉的立法明确了公元前3—前2世纪发展起来并在前2世纪中叶受到严重挑战的元老院的统治地位。

实质上，苏拉的政体平衡论构成了贵族派的理论壁垒。

而为修改其法律所展开的斗争（主要是在公元前70年）则确定了平民派所持立场的内容。

在提起贵族派与平民派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意识形态标签，不是组织起来的党派。

事实上，所谓的“平民派”

通常指的是持一种政治立场的政治领袖，而不是领导人与其追随者构成的派别；并且是一连串此类领袖，不是一批共事者。

平民派会是这样一位政治家，他利用或捍卫公民大会和平民保民官的力量以制衡元老院的权威，并且（或者）倡导实行若干经济措施，如土地分配、债务免除、粮食补贴等。

在保民官制度复活后的几年里，某些野心勃勃的人取得了这个职位，并支持一些被政府视为威胁的立法措施。

伽比尼乌斯（Gabinius）甚至威胁要重新实施最为臭名昭著的提比略·格拉古提案，并罢黜他的同僚，而不是接受其否决提案。

此类左翼人物都受到了公元前63年保民官卢鲁斯（Rullus）的影响。

根据西塞罗的记载，此人留着长发，故意身穿脏衣，表现得孤傲自负。

而他的同僚拉比埃努斯（Labienus）为了自吹自擂，把他的叔父，殉难的保民官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的雕像放在了公共讲坛上——这是只适合少年的自我展示行为；这些人最后却成了元老院的坚定支持者。

因为在罗马政治家那里，没有真诚和始终如一的可靠品格。

事实上，朝秦暮楚和投机分子的最好代表恰恰就是保民官制度的重建者本人。

庞培

尽管其父跟马略的盟友秦那有过联系，庞培却在皮克努姆（Pium）组织了一支由他父亲门客所组成的军队，加入了从东方返回的苏拉队伍。

他因无情地消灭了苏拉在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敌人而获得了“少年屠夫”

的绰号，又因野心而受到同伴的猜疑。

独裁官则为他破例，允许他在没有担任公职的情况下统领军团，庞培还从他手中勒索了一场凯旋式[3]。

因支持雷必达而被从苏拉的遗嘱中除名后，他又镇压了雷必达的叛变，并以手中的军队为筹码，从元老院那里得到了西班牙的军事指挥权。

在西班牙，他窃取了麦特鲁斯·皮乌斯（MetellusPius）所享有的声望，后者已在对叛将塞尔托里乌斯（Sertorius）的战斗中取得重大进展；随后，他又回到罗马支援克拉苏。

在收拾了角斗士斯巴达克斯起义军中的几个散兵游勇后，庞培写信给元老院，声称克拉苏征服了奴隶，但自己终结了战事。

苏拉体系的破坏并未使庞培付出任何代价。

他树敌过多，本来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贵族党：只有其军队在意大利存在这一事实才能保证他得到元老院的豁免，以便在没有担任过较低公职的情况下成为执政官。

现在，当他在执政官任期内采取了颇得民心的政策后，兴高采烈的保民官们为他从民众那里取得了两项权力：一是在公元前67年授予他肃清地中海海盗的绝对权力；二是在次年交给他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权，使他名正言顺地取代了苏拉宠信的将领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L.LiiusLucullus），后者曾在数年前得到元老院的这项任命。

庞培不在期间，全罗马都在猜测他将以何种方式回来。

这位伟人返回时的姿态会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呢？最终，他试图像从前一样带着军队回来，但召回他以镇压喀提林力量的议案被执政官和贵族派坚决制止了。

最后，在公元前62年底，庞培在布伦狄西乌姆（Brundisium）解散了军队，返回罗马去面对苏拉缔造的已经日薄西山的元老院。

庞培真正意义上的同辈人西塞罗的政治形象如果不是那么邪恶的话，也同样复杂。

他在立场上是保守的，在性情上是克制的，而他城市骑士阶层的背景则为他提供了观察罗马舞台的特定视角。

为了确保其诉讼作品受人欢迎，西塞罗自称新星，在公元前70年起诉了曾虐待庞培在西西里的门客的人，随后又支持授予庞培米特拉达梯战争指挥权的决议。

在做第一件事时，他严厉谴责元老院法官的腐化堕落；在第二个行为中，他又对在亚洲包税人的不幸表示哀伤。

这些都是拉拢骑士的行为，然而他又在公元前65年为从前庞培手下的财务官科奈里乌斯（elius）和他任保民官期间的激进行为辩护，并以感人的口吻提起从前的平民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