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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执政的艺术（第11页）

我们还可以轻易举出更多其他例子，但这些已经足够了。

这里再谈一下两份纸草文献中所列的士兵职责清单，以此生动证据作为本节的结束。

其中一份清单并不是来自非典型的埃及，而是来自多瑙河地区。

我们从中得知，在默西亚省（Moesia），士兵要负责谷物装运、开矿、马匹征用、监狱管理等等。

另一份清单来自埃及。

而那里，士兵的职责有港口疏浚，还有造货厂与纸草厂的管理——其中纸草厂为埃及行政管理的重头，其他还有一般性的河流警戒任务。

新发现的此类文献证明了政府对乡村地区所施行的监视，这有助于说明河流警戒一类警察活动的性质。

总体而言，帝国境内到处都是士兵。

[17]在一位不幸的埃及臣民须缴纳保护费的列表中有如下文字：“根据该士兵的要求，缴给他500德拉克马。”

如此悲哀无助的记录可谓其中的典型内容。

至少在埃及，这绝非什么特例。

家内式行政管理

在所有古代国家中，大多数政府活动得由极少数人承担。

古代政府显得头重脚轻，大量对我们而言十分平凡的工作，在古代却是由最有权威者来完成的；而且相对而言，代表委派或者业务选拔也极少。

在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的任何时期，真正手握“统治权”

者不过数百人左右，他们的权力或是被直接授予，或是成为代表的方式获取。

理论上讲，整个政府的重担就落在这一小撮人身上。

实际上，确有某些元老感到自身的尊严应该反映在所负责的事务上，因而他们不应该去争论琐碎或者自贬身份之事。

但另一些元老却认为，对“国家”

（respublica）每个角落事无巨细地彻底关注乃昔日政治家们的伟大理想。

面对一份公元前220年通过的、针对洗衣工人的监察管理规章，老普林尼曾满怀崇敬之情地惊呼：“我们祖先多么在意每一件事!”

证据显示，普林尼的看法在当时颇为流行，如果一个问题引起了官方的注意，那么，只有在最高层才能对此有所决断。

其结果是：皇帝及其高官，还有行省总督们在例行的常规司法活动上耗费了大量时间。

而且有铭文记录显示，次要的行政管理决策也往往取决于很高级别，甚至要上达皇帝一级。

某些信件流传至今，通信者为罗马帝国中数量极少的决策者，他们讨论的却是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

于是，这种状况的另一结果是：无疑还有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事情，本来跟那些引起决策者注意的事情同样重要，却只能不了了之。

帝国统治者极不情愿增加官员职位，也无意使政府事务复杂化。

他们很少制订长期计划，即便偶尔有新的行政管理措施出台，那也是为严重危机所迫。

于是，不堪重负的官员们自然会向助手们寻求帮助。

这些助手之中固然有骑士和受庇护的自由平民，但在一个奴隶制社会里，非自由民（助手们）彻底的忠心与顺从则提供了更多、更广泛的潜在价值。

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那些授予家庭内部，但运用于公务的官方角色。

在所有行政官员中，皇帝是负担最重的。

费尔古斯·米拉（FergusMillar）以确凿证据证明了皇帝对某些特定事情的详尽关注，以及皇帝实际上对于所有事务都要单独承担责任。

由于事无巨细皆须负责，皇帝完全没有剩余时间去酝酿我们所谓的“方针政策”

。

皇帝的“方针政策”

就是：开始处理自下而上达到自己面前的所有申诉、请愿、使团等等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