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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执政的艺术（第14页）

不过，为了达到我们的讨论目的，以下有着相互关联的两点非常重要，需要特别说明。

第一点，对现代政治思想家而言，司法部门与立法部门的分离乃极为重要的自由主义原则，但在帝国时代的罗马，此类意识并不存在。

罗马的法律完全出自法官之手，与立法者无涉。

第二点因循第一点，就如同我们对罗马行政决断的了解，罗马的法律措施也显示出同样的多样性与随意性，而且同样缺乏普遍性。

事实上，行政决定与法律措施这两者很难彼此区分。

在古代世界，并不存在与“成文法”

对等的概念。

其结果是，法律并不总是完全普遍的，社会的弱势群体可能无法享受法律的益处。

例如，犹太民族主义作家们就以一种暧昧的关联把罗马的虚伪比作不洁的猪：“就像一头猪躺倒在地并伸出它的蹄子，似乎在告诉别人‘我是洁净的’（因为猪蹄是分蹄的）。

[21]就像这个邪恶的帝国只知道掠夺和压迫，却装作是在主持正义。”

通信系统被描述为国家的神经系统。

尽管匪患在意大利从未完全绝迹，但如果跟罗马统治以前以及罗马统治以后做对比，罗马统治时期通信活动的频繁度、道路与港口的安全性等皆会令人印象深刻。

皇家驿站系统由奥古斯都创立，在随后数世纪间不断完善，成为了庞大、权威而复杂的政府系统。

这也意味着驿站系统成为行省居民最沉重的负担之一，他们必须长年不断按照过往官员的要求提供食物、牲畜以及住处。

众多地区不同时期的铭文资料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

但是有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帝国的道路与港口乃罗马统治最必不可少的“器官”

。

信息的传输、检索与保存仍然是确保政府的稳定性、持久性与有效性的最基本要素。

马克斯·韦伯[22]（MaxWeber）认为文档乃官僚的生产工具，而罗马帝国又以其官僚系统的复杂精密著称。

那么，罗马帝国的文档是怎么样的呢？以下现象是颇为有趣的：在19世纪以前，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一方面并未让当时的研究者感到惊异。

在埃及发现的大量纸草文书（papyri）使得人们有了如下观念，即跟那些发掘者的祖国所盛行的官僚制度一样，罗马也拥有一套官僚制度。

自那以后，埃及行政管理的极度复杂性才得以进一步揭示。

并且其他干燥地区出土的证据也表明，行政文书工作的总量在其他东部省份同样巨大，杜拉·欧罗波斯（DuraEuropus）的发现就是显著的例子。

相关的数据相当惊人。

在公元3世纪某一特定时期的埃及，一名地区行政官员所辖的部门在大约一个月内就消耗了434卷纸草。

杜拉·欧罗波斯城堡中则有10间以上的房屋用于存放文档。

因此，如果不太慎重，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样的社会无疑应算作官僚社会。

然而，该结论必须面对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固然如此积累文件是古代政府非常极端的一面，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地的这种做法在帝国东部是否普遍典型？（就算答案是肯定的，）这种东部的典型特征是否也适用于整个帝国？诚然，在其他地方纸草文档无法保存至今，但陶质的东西却是不会毁坏的，在埃及的下层行政管理中同样被广泛使用的陶器碎片提供了更好的证据，证明埃及的这套系统仅是特例。

第二个难题更为要紧：这些涉及几十名官员且堆积如山的文件在多大程度能够成为证据，证明存在着类似于现代国家的官僚行政系统？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为何这些记录被累积存放，以及它们如何被分配使用。

这些现存的古代行政管理文档是来自办公处，还是来自杂物室，或是来自功能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某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