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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执政的艺术（第13页）

一位阿尔卑斯山某地区的代理人描述自己的工作为“监督法律的执行并落实皇帝们的利益”

。

若论增加帝国统治效率的手段，这些职位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它们更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一种将上层阶级吸纳入政府生活的手段。

通过这些职位能够获取更高社会地位，同时它们的存在也能够确保有权势者对帝国的忠心。

因此，我们怎么强调如下观点皆不过分：罗马最伟大的执政艺术不在于其“卓越行政”

，而在于其“吸纳”

能力。

如此一来，这些问题就很重要了：这些骑士等级的代理人是什么人？他们又来自何方？至于他们做了什么，倒不是特别要紧。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于想象中“罗马官僚制度”

的追溯就应该转向其他领域。

一位新近的学者声称：“我们所说的‘帝国行政部门’，用来指代那些恺撒的被释奴和奴隶更合适些。”

同样，共和国时期的元老也依赖自己的奴隶与被释奴，这为后世的恺撒们提供了先例。

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家内成员”

[20]（familia）获取了巨大权力。

尤其在克劳狄乌斯与尼禄统治时期，元首的家内奴仆对元首的恶劣影响可谓众所周知。

元首的被释奴使用的头衔来自他们的主要职务，如信件秘书、会计秘书等，诸如此类。

因为这些头衔与皇帝关系紧密，如果其他人在家中也使用同样头衔会被视为谋逆。

由于人们对这些元首“奴仆”

所表现出的敌意，他们的职位后来逐渐改为全部由骑士等级者充任。

尽管如此，皇帝的家内奴仆，即所谓“恺撒的家内成员”

（familiaCaesaris）依然有着极大的势力。

要在罗马世界找寻官僚制度是徒劳的。

我们现在应该更近距离地观察罗马行政官员们真正关心的事情——司法裁判与税赋摊派。

然后作为结论，我们能大体概括政府活动的性质，并试图发现真正凝聚帝国的究竟是什么。

由于罗马官员在司法裁判上花费了大量时间，罗马的法律自然会变得复杂精密。

人们总是倾向于将裁判权归于尽可能高的权威，这一司法运作的自然法则增加了行省总督、罗马高级长官以及皇帝本人的工作负担，也促进了人们对罗马法的接纳。

甚至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斯特拉波（Strabo）已经记载道：尽管克里特（Crete）有着可敬的法律传统，但该地还是跟其他行省一样接受了罗马的法律。

而且，就算是对罗马帝国内的状况抱有最尖刻的现实主义态度，我们也不能忽视存在一套法律框架所带来的优势，而这正是昔日诸希腊化王国所缺乏的。

法律至少给帝国臣民们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使他们能够纠正与抑制罗马统治的恣意霸道。

同样，法律成长于罗马，成长过程中伴随着各种问题，开始是城市的问题，后来是帝国的问题。

法律专业知识成为了晋身政府管理阶层之阶。

专业的法律实践最终成为众多行省人在政府中谋取职位的活动之一。

罗马法可谓帝国统治最强固的遗产，其最伟大的编纂成就便是查士丁尼在位时东部帝国的法典。

这里没有篇幅详述罗马法的逐渐演变过程，但法律解释的长期积累以及大法官们的“年度法令”

中所包含的判例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因为正是这些文本在哈德良时期经过编纂，形成了法律系统的基础。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公元2世纪后期与3世纪初期，皇帝所扮演的两个重要角色——法律之源与伟大法学家的庇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