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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罗马历史学家（第2页）

由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读者群体，它们的作者主要也有两种写作目的。

罗马已成为地中海范围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国，因此，罗马人对近期冲突的解释便成了其外交政策的有用注脚。

对罗马城性质和古迹的宣传也具有同样的作用。

大约在这一时期，开俄斯的一位罗马友人立起了一块碑，以展示罗慕路斯和雷慕斯（Remus）的族谱——有趣的是，似乎正是法比乌斯·皮克托第一个调和了希腊人与罗马人的观点，前者认为埃涅阿斯建造了罗马，后者则认为是罗慕路斯。

罗马国内的历史学家们不仅效仿诗人们歌颂罗马人的美德，还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教育，即构建了关于罗马制度与风尚的“真实面貌”

，以便在一个外来影响日益增加、诸多新兴家族开始掌握高级职位的时代里，保护它们免受腐蚀。

因此，从一开始，罗马史学看上去基本便是保守的。

其他元老们遵循着法比乌斯和辛西乌斯的传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前执政官和监察官，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他来自拉丁姆境内的图斯库鲁姆（Tusculum）镇。

从著作标题上看，他关注的不仅是罗马，还有其他意大利城市的早期历史；但他随后很快转而讨论布匿战争和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公元前234—前149年）的历史；像希罗多德和他本人演说文本中的风格一样，他用插入趣闻轶事的办法使叙述变得引人入胜。

从加图的时代起，罗马人通常用拉丁文书写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仍旧受到希腊的影响，我们可以辨认出这些影响中的三点。

波利比乌斯

其中第一条是古物学传统，它从一开始就在罗马史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在罗马人所效法的希腊作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陶罗梅尼乌姆（陶尔米纳）的提迈乌斯，一位公元前3世纪初的西西里作家，他在创作关于西西里和西地中海的历史作品时，事实上成为了第一个记载罗马的历史学家。

第二点是与某些希腊化作家联系在一起的“悲剧”

手法，其主要特征是悲怅、煽情和追求怪诞。

第三个影响则是麦加伦波利斯（Megalopolis）的波利比乌斯，一个作为政治人质，于公元前168年被带到意大利的希腊人；他在那里成为罗马贵族们的亲密朋友，并着手叙述“在53年内，几乎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是如何落入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的”

。

他计划写一部“实用性”

的作品，一部政治军事史；对于严肃的读者而言，这将具有实用价值，因为它既解释了事件之间的因果、动机联系，也批判性地评价了处于压力下的人们的行为，以作为将来行动的榜样。

由于地中海的全部历史都通过罗马的势力联合在了一起，他相信，写出一部整体史，同时又使之保留协调风格和解释价值是可行的。

因此，波利比乌斯的作品是希腊化时期史学的最高峰。

在这部作品中，传统上以城邦为主题的政治军事史具备了编年通史的广度。

他的叙述在年代编排上以奥林匹亚运动会及每一周期中的年份为基础，依次描述了希腊人已知世界中的不同地区；他同时还进行横向联系，以便使彼此平行的故事衔接在一起，并强调它们的互动与融合。

与此同时，因为他作品的主题是异族帝国的崛起，所以他也改造了希腊史学。

同修昔底德一样，波利比乌斯是史学史的专家，对自己研究的这门学问的原则和方法论有自觉意识，但他更喜欢公开讨论诸如材料的选择、演说词的创作、人物性格的刻画、事物因果的解释等问题。

他的方法在本质上是对修昔底德首创见解的再次肯定，即利用可能得到的最真实证据来探求真相——包括运用核实材料、询问目击者、比对他们的叙述等手段。

然而，他把自己的研究拓展到了过去，特别是他自己的上一个世代，并批判性地使用了他人的著作。

但他也强调史家对史学的个人贡献。

一方面，他憎恶虚构式的、情感夸张的写法，从而使自己有别于古物学家和“悲剧”

作家。

但他也借用了后者偏爱的手法，即制造令读者难忘的印象。

他通过一种理论来调和这些主张，该理论以希腊人所说的“强调”

为核心，其内容包括作者制造的权威性印象，其叙述对象的显著重要性，以及在读者头脑中留下的鲜明记忆。

他相信，与修辞技巧相比，事件的真相更能影响读者。

然而，这种影响必须以史学家为媒介，他负责选取和呈现事件，辅之以动机、因果方面的恰当评论。

另一方面，史学家的能力来自他本人的政治、军事经验（作为当事人或在类似情形中的）。

因此，无论叙述什么题材，优秀史家写出的都是自己的经验，随之而来的真实感和说服力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离开了这种影响，史学对于想要得到指导的人来说就是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