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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罗马历史学家（第1页）

第十章罗马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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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林托特（A）

起源

在罗马帝国西半部分衰落后，文化、知识出现断层的时期里，罗马史学家们的著作中只有一小部分保存了下来。

例如，靠着仅有的两部手稿，我们拥有了塔西佗主要作品中的一半；而李维的142卷作品中只保留下来35卷。

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师的命运尚且如此，我们拥有的关于史学先驱者和其他晚期史学家的信息就仅限于简短的评论和摘引了。

相反，由于拜占庭学术传统的存在，希腊史学家们的命运要好得多。

由于现存资料的统一性，对有限证据的概括是件相对容易的工作。

罗马史学家首先是（并且主要是）罗马城的史学家（“rerumRomanarumauctor”

）。

像修昔底德和色诺芬一样，他主要记载国内外的公共事务：“规模宏大的战争、城市的陷落、君王们的战败和被俘，以及内部历史中执政官和保民官的斗争、关于土地和谷物分配的立法、贵族和平民的斗争”

——在塔西佗眼里，这些便是共和国历史学家们应当处理的主题。

史学家们的基本目标很简单：保存罗马自身的记忆，将罗马著名人物的丰功伟绩和性格特征传于后世。

我们还要引用塔西佗的原话：“我认为，编年史的一个特别功能在于，它们让美德不至于在沉默中被人遗忘，而那些应对恶言恶行负责的人会受到它们的威胁，担心自己会在后人的眼中留下耻辱。”

然而，这种史学并不纯粹是世俗性的；它也关注罗马与诸神的关系，后者保佑着罗马的成长与繁荣，这一事实可以通过预兆（诸神与凡人交流的媒介）和崇拜（凡人对他们的回应）得到证明。

除偶尔出现的特例外（最著名的是李维），罗马史学家们都是元老，或在公共生活中担任过要职的人。

撒路斯特宣称，由于政治抱负的缘故，他一度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史学研究；但当这些抱负未能实现，自己也不再从属于某个特定党派的时候，他便心甘情愿地把退隐后的时间奉献给史学著述，而不是浪费在闲散生活或“种田、打猎等属于奴才的活动”

上。

最吸引罗马史学家的题材是罗马在共和时期引人注目的崛起以及最终统治地中海世界的过程。

然而，只有当他们几乎彻底完成这一伟业的时候，罗马人才拥有了意愿和能力，可以把这段历史按编年方式妥当地记录下来。

最早的罗马史学家——昆图斯·法比乌斯·皮克托和卢基乌斯·辛西乌斯·阿里门图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担任过公职，可能随后不久（公元前2世纪的前10年间）便创作了他们的历史作品。

他们用希腊文进行写作——在最近发现的西西里陶尔米纳壁画文字中，法比乌斯是作为希腊史学家群体中的一员受到纪念的。

法比乌斯和辛西乌斯不仅叙述他们自己的生活年代，而且试图从起源开始重构罗马历史。

因此，我们必须简短地考察一番，在此前的历史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史料，并且这些材料是如何影响后来的史学创作的。

罗马人保存了对每年执政官的记录（执政官年表，fastisulares），从流传至今的文本看，它可以一直上溯到约公元前500年，共和制度建立的时期。

这些材料可能来自据说由大祭司保管的年度记录，即《大祭司年代记》（pontificesmaximi），其中记录了每一年的官员名单和重大事件。

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无法讨论了）是，这些早期记录的真实性如何；即便它们基本上是真实的，这些记载后来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破坏。

可以确定的是，它们至多不过是对战事、凯旋、预兆（例如日月食）和粮食短缺等事件的简略事实陈述。

史料中还包括大量与罗马有关的故事，从罗马城的神话起源叙述到后来的年代；其中有些是希腊人（如提迈乌斯）写的，另一些则产生于本地传说。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贵族们保存下来的家族传说。

这些传说的起源十分独特，它们是在葬礼上出现的；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已注意到，这种仪式对罗马人形成关于自己武德的自觉意识是有贡献的。

死去的贵族被抬到广场中的船头处，遗体停放在穿戴着祖先的衣物和亡灵面具的哀悼者中间，由他的儿子或某位近亲宣读一篇葬礼颂词（laudatiofunebris）；颂词开始赞美死者本人，随后便将死去祖先的功业合起来加以赞颂。

人们保留了这些演说词，以便日后使用；但西塞罗和李维都抱怨说，这些作品编造丰功伟绩，宣传有悖常理的族谱关系，从而扭曲了历史。

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来判断，最早的历史作品并不都是编年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