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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罗马历史学家（第5页）

李维于公元前59年生于帕塔维乌姆（Patavium，即帕多瓦），从30岁开始了长达20年的史学写作生涯，其间亲身经历了罗马内战及从共和国向君主政体的转变。

作为一个勤奋博学但并非在政治生涯和聪颖程度方面出类拔萃的人，他几乎完成了西塞罗的友人们期待西塞罗所能完成的目标——创作一部具有可读性的罗马史。

他语言方面的丰富性和对材料的组织方式正是西塞罗所希望看到的。

他避免使用撒路斯特式的突兀风格，而是在丰富的词汇和复杂的行文结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明快、多样的叙述手法。

他对主题的处理办法是保守的，这可能是编年史家们的传统做法：李维在描写战争时是爱国的；在谈到政治时，他支持元老院的权威，反对保民官们的蛊惑人心。

他虽然在叙及平民同贵族斗争的时候对他们表达了些许同情，却对那些坚决反对向平民做出任何妥协或破坏传统的贵族强硬派表现出了巨大的好感。

他很可能在现已佚失的、记载共和国被颠覆的若干卷中继续坚持这种态度，并把这些人的失败视为共和制度衰亡的一个原因。

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可能就是在乌提卡（Utica）自尽的加图，此人反对恺撒，在撒路斯特的《喀提林阴谋》里已被描述成无私尽忠于共和国的人物形象。

虽然李维是在政治制度瓦解和内部纷争之后从事写作的，他却身处罗马帝国势力臻于极盛的时代。

面对着这种反差，目睹了繁荣局面和道德沦丧（其典型例子是罗马人的自相残杀）的并存，李维同撒路斯特一样，认为罗马是被自己的成功压倒了。

作为历史细节的解释者，李维缺少原创性，或至少在探究原因方面乏善可陈。

然而，作为解释的替代品，他在描写情感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人道主义同情心，这在他创作的演说词和行文叙述中都有所反映。

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想象力。

没有人记载过维伊人在被罗马人逐出自己的城市（它随后被夷为平地）时的感受，无人提及罗马士兵们受萨莫奈人强迫在轭门下穿过时的心境（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

关于罗马人听说自己的军队在公元前217年的特拉西梅诺湖战役中败给汉尼拔后的反应的记载很可能也多不到哪里去。

然而，这些却是李维现存作品中一些最令人难忘的篇章。

创作历史的“悲剧”

手法对他的影响显然要大过波利比乌斯的“实用主义”

方法。

李维将他的历史作品一直写到公元前9年——因为它已成为无法超越的庞然大物，也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共和国已经成了一具死尸。

早期帝国

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们的元首政体带来了政治生活与文学风格的转变。

人民和元老院逐渐丧失了权力，无法在重大事务上做出具有效力的政治决定：政策已由元首及其近臣“暗箱操作”

；官职的升迁最终要仰仗君王的恩宠。

因此，政治保密工作使得当时人和日后的史学家们都对帝国机密一无所知；作为补偿，谣言和怀疑开始大行其道，而宫廷氛围也有利于阴谋诡计和诽谤中伤的出现。

与此同时，西塞罗等人华丽的演说词风格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撒路斯特式的精致、简练风格；但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时期史学在用语方面的变化，它变得非常适合进行讽刺和谴责。

一些按年代记录了从共和制向君主制转变的史家们仍是独立于新政权的。

其中的一位，克雷穆提乌斯·科杜斯，其著作在提比略统治时期被烧，后来又于卡利古拉在位期间重新完成了一个经检查后删改了的版本。

然而，总的来说，正如塔西佗所指出的，史学由于对当今元首的阿谀和对前任君王的诽谤而受到了损害。

前一种倾向由于对元首发表正式颂词（panegyrics）的习惯而变本加厉，这种颂词包含在执政官的谢恩演说中，在奥古斯都时代成为定制（普林尼在公元100年发表的《颂词》是现存最早的例子）。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塞涅卡描述元首克劳狄乌斯之死和化身为神的《游戏》（Ludus），或称《变瓜记》（Apotosis），则是得到官方允许的诽谤作品的一个重要标本。

同样不利于史学家的情况是传统题材的缺失。

奥古斯都的时代终结后，大多数元首都不再尝试进行新的大规模远征；在国内，共和时期的大规模政治冲突也已不复存在。

贵族之间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对叛国罪的审判上，并且他们试图通过获取元首的宠幸或同僚们的尊敬而得到好处。

元首制早期的重大变化——内外政的转变，公民权和希腊-罗马文化作用范围的扩大，城市的发展——并非从前的史学家们感兴趣的材料，也不能为他们提供抒发感伤情怀或制造轰动效应的机会。

然而，罗马最伟大的史学家正是在这个连他自己也认为十分狭窄、毫无光彩可言的领域进行写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