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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罗马历史学家（第6页）

塔西佗

C.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在弗拉维王朝（Flaviandynasty）时期进入元老阶层，并担任高级官职。

他主要在元首图拉真治下进行写作；那是弗拉维王朝的最后一个元首、“暴君”

图密善被谋杀后出现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安宁、繁荣的时代。

他的一篇早期作品是对岳父阿格利可拉的一首成文的葬礼颂词。

在这篇作品和两部主要历史著作——记载弗拉维王朝时期的《历史》（公元69—96年）和记载公元14—68年的朱利安-克劳狄王朝的《编年史》——中，塔西佗提出了自己对善与恶的传统看法。

“这个时代并非极其缺乏美德，还是产生了若干优秀的行为榜样。”

这些人与共和国编年史中的那些人物并不相同。

“母亲们陪伴着孩子踏上流放的旅程，妻子们追随着自己的夫君……忠诚的奴隶甚至敢于同给自己施刑的人傲言相对。”

然而，塔西佗的作品中充满了缩微版的《阿格利可拉传》——即为在当时制度下飞黄腾达的人和因叛国罪审判而身败名裂的人所写的悼词。

“让我们对著名人物的声望予以更多的关照，正如他们的葬仪有别于普通人那样，这些人在对死者的记录中也应得到特别的注意。”

他的目的不仅是通过展示善恶来进行道德教诲，还要进行实用性的指导。

这一点可以说明他何以要关注阴谋和叛国罪的审判。

他解释道，在共和制度下，当权力时而属于平民时而归于元老院的时候，人们需要同时明白如何去驾驭群众，以及如何去影响控制着元老院的贵族。

同样，在独裁制度下，洞悉元首思维的运作方式也是有益的。

塔西佗因在这方面的成功而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奎恰迪尼（Guii）的赞赏。

尽管对被元首消灭的那些人物的记述不偏不倚，他却把最高的敬意给予了那些像他本人和他岳父阿格利可拉一样幸存下来的人。

“那些惯于欣赏叛逆行为的人应当意识到，伟大的人物是可以在坏君主统治下存在的；顺从和谦卑姿态如能建立在充沛精力和扎实工作的基础上，同样会取得光荣，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荣耀只能通过貌似悲壮和不合时宜的牺牲来实现。”

他并不盲目崇拜朱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那些大名鼎鼎的牺牲者，认为他们试图通过自我炫耀和挥霍钱财来维持其地位，并将这些人同进入元老院的新人们的谦逊、节俭作风进行了对比。

作为记载罗马帝国历史的史家，塔西佗十分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善于假托反对派之口，不仅谴责了罗马统治的腐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罗马演说家的惯用手法，因为他需要在勒索案中为罗马的外省臣民辩护），而且赞美了勇敢的独立精神和对罗马文明的抗拒。

“如果你希望统治所有人，难道那就意味着大家都应当接受奴役吗？”

一位被俘的不列颠将领卡拉塔库斯这样问道。

那种奴隶制的一个特征是“使罪恶合法化的花天酒地——柱廊、浴室和奢侈的宴席”

。

另一方面，他也会将罗马统治所带来的和平、公正同部落纷争造成的不安定局面进行对比。

然而，更发人深省的是，据说一位罗马将领在拒绝一个日耳曼部落请求允许他们在罗马领土上定居时说的话。

“人必须服从强者：这些人求告的诸神已赐予罗马人力量，让他们决定给予什么和取走什么，罗马人不能容忍其他任何法官的存在。”

塔西佗哀叹说，他所能得到的军事史料过于匮乏。

然而，尽管他有能力对一场战役进行激动人心、不失准确的叙述（像李维一样，他在描写当事人的情感方面做得极其出色），其写作风格却使他对细节的介绍极其模糊，令人恼火。

不过，这种风格倒是相当适合记述帝国政治。

其主要特点一是讽刺，用来对比公共生活的表象和权力的隐含实质；二是有意为之的模棱两可。

塔西佗以此作为乐事放在了删节版的附记中。

他还掌握了一种复杂的技巧，可以借此给出供读者选择的解释——有些是他自己的，有些据说是他人的——这样的做法非但没有澄清描写行为的动机，反而增加了其不确定性。

他的点睛之笔是对提比略的描写。

他掌握的材料指出，尽管这位元首才华横溢，关心帝国的福祉；但他在生命结束时，统治权已摇摇欲坠，他本人也遭到人民的憎恶。

塔西佗利用提比略广为人知的伪善性格作为这个谜题的答案，把他的一生看成巧言令色的外衣逐渐被剥去、可怕邪恶的自我日益暴露的过程。

提比略被描写成一个绝顶聪明，但因早年经历和统治欲而发生性格扭曲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