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十一章 散文的艺术 帝国早期（第3页）

这是一段论辩式的文字，但其中包含着重要信息。

新兴的标准散文所承载的是这样一种修辞学，它不是仅仅包含种种花招、颠倒黑白的法庭辩论技巧、巧言令色的骗术，而是“哲理性的修辞学”

（philosophosrhētorikē）；对于一个秩序良好的时代而言，它是一种有益的道德、社会整合手段。

在本质上，这是350年前伊索克拉底的理想在一个更加广大的世界里的再现。

狄奥尼修斯这个说法中所预设的三个发展阶段——完美的顶峰、衰落与复兴——是希腊文学、艺术史理论作品中的常见模式。

起初，罗马人很难把这套思想应用在他们自身发展历程的情境中。

当贺拉斯、狄奥尼修斯的同时代人歌颂奥古斯都时代的诗歌成就时，他所引以为豪的是新技巧取代了以往不成熟、不完美的东西，而不是代替了败坏、衰落的某种风格。

但这种模式的出现已指日可待。

在演说术的领域，西塞罗的时代被视为顶峰，与德摩斯梯尼的时代相对应。

后来的一切都是衰落的表现。

在提比略和卡利古拉统治时期进行写作的老塞涅卡是这种关于腐化和衰落的讨论的早期见证人，这种论调在公元1世纪非常流行。

老塞涅卡强调了这种衰落的三个原因：一是政治方面的，即共和时代自由的丧失；二是道德方面的，即追求声色犬马的青年一代的游手好闲与**不羁；最后还有上天的不遂人愿，不允许任何事物长久地停留在巅峰状态。

他的儿子，哲学家塞涅卡赞同道德论者们的观点。

他认为，文学风格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的生活方式：“你在哪里看到堕落的演说术大行其道，就可以确信那里的道德已偏离了正路。”

（《书信集》114.11）他是在公元62年写下这句话的。

一个世代之后，他自己又在罗马人模仿狄奥尼修斯的古典主义标准做出的评论中受到嘲弄。

率先发难的是伟大的教育家昆体良（约公元35—100年），在他眼中，正是因为塞涅卡的谬误颇具魅力，他才成了一个极其有害的范本。

站在昆体良的立场上看，这种评价并非有欠公允。

塞涅卡使用的简短句式、不加选择的用词习惯和轻松活泼的流畅文风使他的拉丁文风格在根本上成为西塞罗式的庄严、平正文风的对立面。

但我们不应忘记，塞涅卡写的也是“艺术散文”

，并且其完句节奏的连贯性令所有其他作家都望尘莫及。

昆体良的重要作品，12卷的《修辞学教育》（InstitutioOratoria）对如何教育、训练演说家的描述较其他任何古代著作都更为详细。

它强调道德是演说术的基础，对教育的论述则尤其有趣。

昆体良还写了一部现已佚失的论文风“败坏”

原因的书，那无疑是对其理论体系的叙述。

塔西佗《关于演说家的对话》的背景年代为公元73年（虽然它可能是差不多30年后才写成的），介绍了“保守”

和“现代”

的两种观点。

另一段论及这个问题的文字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保存在“朗吉努斯”

《论崇高》的最后一章里。

这本小书详细讨论了在文学作品中制造崇高、庄严和煽情效果的手法。

在古代的文学批评作品中，这部书最为引人入胜，也最具影响力。

我们必须承认，其创作年代存在着若干不确定之处。

它被视为公元3世纪一位著名学者、政治家的作品而流传下来，但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地受到了普遍质疑，因为该作品同公元1世纪文学观念、兴趣的联系是一望即知的。

代表“哲学家”

的“朗吉努斯”

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当前修辞学的式微是由于自由和“民主”

的丧失。

他本人的职业虽然是修辞学家而非哲学家，却旗帜鲜明地站在了道德论的立场上：正是欲望的困扰和人心的败坏妨碍了伟大思想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