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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散文的艺术 帝国早期（第4页）

我们很难将这些言论同特定的历史情境联系起来。

在希腊文化的语境中，《论崇高》总的来说是对希腊化时期夸张、浮华文风的否定。

事实上，与狄奥尼修斯复兴古典文化的简单主张相比，这部作品中的否定思想似乎更为丰富和深刻，因为“朗吉努斯”

主要强调的是演说术和所有文学创作中情感因素的重要性，他论证的核心是要说明，这种情感是如何同深刻思想和道德理念紧密相连的。

接着，他对比了古典希腊文学和他那个没落年代里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们：在前者中可以找到所有值得效法的榜样，而对后者可以指望的只有发挥到极致的道德说教与想象效果。

然而，在最后一章里，作者的观点似乎更接近罗马人。

“哲学家”

关于一流演说术因自由沦丧而消亡的观点似乎反映了从共和制向元首制的转变过程。

作者对此的“回应”

把话题从政治革命转移到了个人伦理的领域，但他强调（显然是针对他假想论敌的），“我们这个境界的人”

还是受人节制为好，不然我们的贪欲将会毁掉整个世界。

希腊人与罗马人不同视角的结合是令人感到困惑的，但这种现象在此种双语文化环境下十分典型。

书面散文的应用

在苦心经营和密切关注之下，这一时期的散文艺术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目的的写作。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史学领域，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所解释的那样。

其次是在演说术方面。

毫无疑问，这是它的原始功能；不过“朗吉努斯”

等批评家准确地察觉到，当前的时代已不再向演说家提供政治报酬了。

那些为西塞罗那一代人提供重演德摩斯梯尼时代剧本机会的重大诉讼与辩论已成往事；帝国时期的“轰动案件”

已不再那么具有影响力了。

诚然，我们并不知道1世纪罗马演说术发展的细节，不清楚它有多么重要或具有何等的创造性，以及1世纪末古典文风的复兴改变了世人的审美趣味，使得此前的演说术发展史被人遗忘了。

然而，到了2世纪，我们却拥有了两部重要的、创作年代明确的作品：普林尼的《颂词》（公元102年）和阿普列乌斯的《申辩》（公元157158年）。

普林尼就任执政官时在元老院里向图拉真朗读的“颂词”

展示了“辞赋型”

或礼仪型演说词的面貌，那是昆体良倡导的西塞罗式风格与鲜明的“白银时代”

创造力与典型文风相结合所能够取得的成就。

阿普列乌斯在《申辩》中针对一份关于他使用魔法维持一位富有寡妇对自己的爱恋的指控进行自辩。

这部作品表明，诉讼式演说正在转变为纯文学，成了展示用词技巧、广博学识和动人口才的载体。

普林尼当然受到过罗马公共生活价值观的影响，阿普列乌斯则在古拉丁文化知识方面非常渊博；但他们两人都在此展示了一个属于希腊文化的现象，即将修辞学用于消遣娱乐目的，这正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

的典型做法。

事实上，贯穿这一时期的演说术发展史主要是希腊语文化的题目，同拉丁语文化的联系相对较少。

狄奥·克里索斯托姆（意为“金口的”

），比提尼亚普鲁萨（Prusa）城的显要公民、演说家和道德论者，在公元1世纪末前后向罗德斯岛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公民们发表演说，劝说他们恢复冷静，斥责他们的疯狂行为。

劳狄西亚的波莱蒙、阿尔勒斯的法沃里努斯、赫罗德斯·阿提库斯和许多其他人都担任使节、接手讼案、教导学生，并用他们天才的历史想象力或冷笑话来娱乐大众。

所有这些人都使用德摩斯梯尼或其他古典早期作家的希腊文。

这个拥有诸多名满天下、云游四方的演说高手的时代，经常被称作“第二哲学时期”

：伟大的演讲者被当成明星而受到追捧。

在后人眼里，这往往被视为一种虚荣；但在当时，却成了一场影响巨大、十分重要的文学与社会运动。

艺术散文的第三个用场开创了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