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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罗马人的生活与社会（第5页）

但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城乡之间会因为公开的相互敌意而对立起来，那就错了。

作为市场、集散中心、特定场合下的休闲娱乐场所，以及（这一点并非微不足道）主要神祇们的住所，城市在农民的生活中是一个真实、鲜活的存在，即便他们在城市里逗留的时间相对短暂。

公元4世纪，约翰·克里索斯托姆评价在基督教节日里涌入安提柯的叙利亚农民们，说他们“同我们语言异殊，但信仰如一”

；这是我们拥有的、极其罕见的针对古代农民（或就这个例子而言，针对他们的方言土语）的文字评价之一，但其反映的状况却显然是普遍的和由来已久的。

同样，掌控着市政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地方贵族也是乡村地产的持有者，并会在其农庄或其他乡间地产上度过大量时光——这种生活方式的例子诸如阿普列乌斯笔下公元2世纪的奥亚（位于特里波利塔尼亚）和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笔下公元4世纪的大勒普提斯（LeptisMagna）以及尼西比斯（Nisibis，位于美索不达米亚）。

在名副其实的“城市住户”

中应包括医生、手工业者、预言家和魔法家、贩夫、商人等。

对于同其中许多职业相关的活动，希腊罗马社会的价值体系（它植根于非职业性的土地所有者的观念）是不愿意给予相应的尊重的。

在社会各阶层中（无论在外省还是大都市），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政治职位的人选更替的关系最为密切。

帝国早期的元老集团是由大地主构成的，这些人在步入政界之际接受的资格审查可以确保他们是家境殷实的富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总的来说（尽管个别例外永远存在）并不怎么需要专门的军事、财政或其他技能，而更为有用的却是广博的文学修养和一般性的经验。

即便在阿尔勒斯或里昂（商业成为显要、有利可图的行当的地方），贸易也未能对地方政治产生稳定而显著的影响；只有在奥斯提亚，商业利益才对那里的市政、政治生活的组织产生了重大影响，那是在当地空间狭小、贸易又在经济活动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特例。

一个放弃政治前途转而追求商业利润的人会被视为过着一种休闲（quies）的生活，也就是说，他拥有随意赚钱的自由，而不必受到政治生活及其价值观的限制和禁止。

塞涅卡和梅拉两兄弟分别是朱利安-克劳狄王朝后期罗马城元老、骑士阶层中的佼佼者，后者被塔西佗形容为“财迷心窍”

，以至于会选择担任皇室的代理人来肥己。

这两兄弟可能比塔西佗声称的还要精明——他们分别在政治和商业两大领域进行投资。

卡西乌斯·狄奥声称，波狄卡起义的原因之一就是塞涅卡向不列颠人追讨他为收取高额利息而借给他们的40，000，000塞斯特斯。

如若果真如此（或哪怕在当时是可信的话），那么这是一条十分具有启发性的线索，不仅证明了有一位元老涉足大宗金钱交易，并且我们也大可猜测，这个新行省的领导者们在自身罗马化的过程中付出了高昂代价。

为了建造、装潢房屋，雇用马赛克镶嵌师，从帝国各地运来雕像和奢侈品（菲什伯恩的早期宫殿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例子），他们需要支付大笔开销，而当时的行省却并不富有。

在罗马诸行省的真实生活状况中，贸易、手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跟农业一样显而易见，尽管农业为其他行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并且这些行当经常是农业品分配、交换的操作形式。

从多种史料中，我们可以得到大量明确的信息，这些材料包括：公元301年戴克里先颁布的限价法令；帝国主要消费城市里铺张的花销方式；目前发现的沉船遗骸在不同时期的分布比例（共和晚期和帝国早期的遗骸最多）；以及大量墓志铭上的插图（尤以西部行省为多），它们涉及多种贸易、商业和其他职业，墓主们显然以从事这些职业为荣，认为它们是体面的行当，否则他们就不会在墓碑上描绘它们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小亚细亚东南部的一个小镇里发现的铭文中提及了一百余种不同贸易和职业；而公元4世纪的一部占星术手册则描述了250多种谋生方式。

为什么我们就非要用一种针对贸易、商业和手工劳动的世俗眼光去看待这些颇有成就的小资产阶级，既然我们明知这种态度是由哲学家、演说家（他们属于另一个社会等级，是一群身居高位、不劳而获和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人，无须正视经济生活里司空见惯的事实）炮制和反复宣传的呢？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罗马帝国诸城市的市容建设和政治活动（也就是我们眼见的大部分帝国成就）总体上仍由正统贵族把持，而非由贸易、商业利益决定。

这些地方贵族慷慨大方地建造城市，维护公共设施，通过资助语法和修辞学校鼓励文学，组织各种娱乐活动。

他们修建水渠、柱廊、神庙、剧场，兴修公共浴室并为之供热，维持街道的洁净和夜间照明。

他们维护周边郊区的安宁，分发油、谷物、现金；此外，根据许多纪念铭文上的个人开销记录可以看出，他们还雇用职业角斗士和驭手、杂技演员和魔术师、歌手和乐师，运来奇珍异兽并在公共庆典上猎取它们，以娱乐大众。

作为回报，感恩的群众会称呼他们为城市的“赐福者”

“供给者”

和“赞助者”

，以示谢意；这种感谢使得他们的家族可以长期保持影响力。

城市中还存在着一种迫切需要，即对社会紧张状态进行疏导，使压力通过合法方式释放出来；如果无人这样做，这种对立将毁掉城市生活。

古代世界的生活中并不存在现代社会的精确规范——工作时间和工作周、工厂轮休制和培训日、准时的交通运输、冷冻食品库存和商品定价；更没有语言、视觉信息的持续传递（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元首长什么样子），以及通过系统的选举、辩论、立法程序来促进阶级和经济利益的政治组织模式。

相对而言，古代的社会生活是断裂的，政府的功能是被动的和时有时无的。

通过主要用于组织对元首的个人崇拜的行省议事会，各座城市可以定期交换意见，促进共同利益，并在必要情况下派出使节向元首陈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过着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并且它们彼此欺凌跟和衷共济的次数不相上下。

为争夺行省内部优先地位（如以弗所和斯米尔纳，尼西亚和尼科米底亚）或地方经济利益（如里昂和维也纳）的纠纷可能对帝国行政产生影响，因为这会导致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