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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罗马人的生活与社会（第8页）

奴隶，对尼禄统治的终结和即将好转的前景表示欢迎；后一群人习惯了尼禄的挥霍无度，惋惜他的倒台，并且惶惶不可终日和炮制谣言，从而使得不稳定的总体形势变得更加危殆。

72.我能拿到报酬吗？……74.我会被卖掉吗？78.我必须离开吗？79.我会拿到钱吗？……82.我的财产会被充公吗？……85.我会被当作奴隶卖掉吗？86.我会被放逐吗？87.我会出使吗？88.我能当上市议员吗？89.我是否已无路可逃？90.我必须同妻子分离吗？91.我被魔法控制了吗？……（《奥克西林库斯纸草集》，1477号）

延伸阅读：

本章中提及的文字史料参见洛布古典丛书，它们在多数情况下也被企鹅丛书收录了，特别是塔西佗的《编年史》（Mit译，1956年第1版）和《历史》（KehWellesley译，1964年第1版）、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Rraves译，1957）、小普林尼《书信集》（BettyRadice译，1963）。

另见琉善《讽刺素描》（PaulTurner译，1961）和阿普列乌斯《金驴记》（Rraves译，1950）；后两部作品的史学价值极其突出，尽管其文字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者们很难利用它们。

特别值得推荐的是一部对档案、铭文和文献史料的汇编：NaphtaliLewisandMeyerReinhold，RomanCivilization，SourcebookII;theEmpire（平装本，NewYork，1966）。

该汇编收集了百余篇精选史料，既便于检索，也适合系统阅读，是学习罗马史的优秀教材。

对于解读罗马社会及其生活状况而言，最基本的著作是M.I.Rostovtzeff的SodEicHistoryoftheRomanEmpire（2ndedn.，P.M.Frazer编，Oxford，1957），阅读这部作品时应参阅ArnaldoMomigliaraphy（London，1966）pp.91-104中的评论，因为原著本身是充满争议的。

FergusMillar的TheRomasNeighbours（2ndedn.，London，1981）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罗斯托夫采夫对帝国行省多样性的重视。

G.E.M.deSte.Croix渊博的TheClassStruggleiWorld（London，1981）事实上包含了许多同罗马帝国时代直接相关的内容。

TimdJohlasoftheRomanWorld（Oxford，1982）中有对部分上述题目（如公共表演、手工业和贸易、技术等）、帝国诸行省与罗马城的插图介绍。

LudwigFriedlander的旧著RomanLifeandMaheEarlyEmpire仍很有趣，特别是其中包含了各种附录的增补卷（英译本：London，1910）。

关于帝国诸城市经济职能的讨论很多；特别值得参阅的是A.H.MJoheRomanEy:StudiesiEidAdmiory（P.A.Brunt编，Oxford，1974）的第一、第二两章；R.DuheEaativeStudies（Cambridge，1974）包含了对城市中各种类型的施舍活动的全面讨论；PhilipAbramsandE.A.Wrigley编辑的Townsiies:EssaysinEicHistoryandHistoribridge，1978）则包含了KeithHopkins对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贸易、农业作用的出色探讨。

BruceW.Frier的LandlordsasinImperialRome（Prion，1980）主要讨论城市租赁法，但他也谈了很多关于罗马帝国时期物质生活状况的内容，特别是奥斯提亚；关于奥斯提亚还可参见RussellMeiggs，RomanOstia（2ndedn.，Oxford，1973）。

M.I.Fiudiesiy（LondonandBoston，1974）中重印了期刊Pasta上的许多有趣文章，P.A.Brunt的精彩作品“TheRomanMob”

（pp.74-102）就是其中之一。

由芬利在其TheAEy（London，1973）中重新发起的，关于贸易、劳动及社会对这些活动态度的讨论引起了热烈反响；参见PeterGarhHopkinsandC.R.Whittaker编辑的学术作品集TradeiEy（London，1983）；GarnseyandWhittaker，TradeandFamineinClassitiquity（Cambridge，PhilologicalSociety，Suppl.Vol.8，1983）；Garnsey，Non-slaveLabreanWe，PhilologicalSociety，Suppl.Vol.6，1980）和Johnd’Arms，erdSodingiRe，Mass.，andLondon，1981）。

关于农业技术，见K.D.White，R（London，1970）。

关于社会生活中法律的作用，见J.A.Crook，LawandLifeofRome（London，1967）；关于帝国刑事制度，见PeterGarnsey，SocialStatusandLegalPrivilegeintheRomanEmpire（Oxford，1970）；概括性的介绍见A.e，TheRomanship（2ndedn.，Oxford，1973）。

关于奴隶制和社会关系，M.I.Finley编的SlaveryinClassitiquity（Cambridge，1960）中收录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文章；代表另一截然不同的史学流派的著作为JosephVogt，ASlaveryandtheIdealofMan（ThomasWiedemann英译，Oxford，1974）。

关于宏观层面上的社会关系，有RamsayMa的两部颇具启发性的著作：EheRomareasoaionintheEmpire（Cambridge，Mass.，andLondon，1967）和RomanSocialRelations，56B.C.toA.D.284（NewHaven，dLondon1974），这两本书的笔触独具一格，同时又不失对细节的观察。

ZviYavetz的PlebsandPrinceps（Oxford，1969）讨论了共和晚期以来元首与罗马人民关系的发展变化，并收录了民众行为模式的有趣材料。

KeithHopkins的SociologicalStudiesinRomanHistory，I:querorsandSlaves，ahandRenewal（Cambridge，1978and1983）提供了解决撰写古代社会经济史证据问题的基本方法。

宗教史的著作一般较难理解，但E.R.Dodds的PaganandinanAgeofAy（Cambridge，1965）对帝国时期的宗教史进行了颇具启发性的介绍。

[2]前者指“文艺复兴三杰”

之一的达·芬奇，后者为著名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的设计者。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