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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罗马人的生活与社会（第7页）

君士坦丁在公元311年进入奥顿城（Autun）时，欢迎他的有在当时已司空见惯的庞大人群，还有“神像、音乐和行会徽章”

；这些徽章显然不是专为该场合设计的，却揭示了贸易行会在其城市公共生活中所扮演的常规角色。

我们可以用简单得多的术语（从我们这里假想的社会—经济视角来看）来描述乡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部分在乡村生活中地位十分显要的人物——地方贵族已被划分到城市居民的范畴里去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过分简化了他们的实际生活方式，就像前文中所描述的那样。

还因为，作为周边乡村经济中心的城市同时也是它的行政中心。

然而，我们在此也不应低估乡村生活状况的多样性。

农民们或拥有自己的份地，或从当地、外居地主们手中租种土地。

到了公元4世纪，里巴尼乌斯（Libanius，安提柯一位颇具影响的演说家）对叙利亚的乡村进行了分类，把它们分为“一个主人管辖下”

的村子和“众多主人分管”

的村庄（即有地的自由农民居住的村庄）。

有些农民租种公共土地，租期较长，条件也很优惠，以便鼓励农人垦殖未耕种的和未勘察过的荒地；还有人是神庙或元首的佃户。

此类农民与其说是皇家的佃户，不如说是外居地主的佃户，他们一般受到某个土地代理人或管家的监督，皇家地产则受到行省代理人的监督。

跟城镇里的情况一样，乡村里也有大批自由劳动力。

有时，人们在需要时从附近城镇里的剩余劳力或碰巧无事可做的本地农民中雇用人手，有时则依赖四处迁徙的移民以保证劳动力；那里还有游走于高地和深谷、荒漠和草原之间，逐时令而居的牧民。

这是共和时期历史中一个著名小插曲的背景：“小径和森林”

（callessiluaeque）为元老院提供了借口，促使他们命令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们去清理它们，以抑制尤利乌斯·恺撒的野心。

所谓的calles（意大利文里叫tratturi）便是跟着牲畜进行季节性迁徙的牧人们所走的道路，就像在马尔库斯·奥勒里斯时代的萨莫奈古老村庄塞皮乌姆那里发现的、信息量丰富的铭文中所描述的那样。

在对相对不那么富裕的社会等级的研究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尽管现存证据必然远远少于实际存在的数目），妇女们参与丈夫们的劳动，加入其团体，在较精细的手工劳动和奢侈品（如银器和香水）贸易中尤其如此。

毫无疑问，这种方式提供了谋生机会，甚至是以不体面的方式实现的，这与社会舆论针锋相对。

而它本身，正如我们会料到的那样，是由统治阶级手里的一件重要工具——道德伪善的论调塑造的。

4世纪早期的一条关于通奸罪的法律想当然地认为，酒店女老板没有理由会跟男性顾客发生性关系，而侍女们在正常情况下肯定会这样做；因此，与女主人不同，侍女们是不会受到通奸罪的控诉的，因为她们“不配得到法律的理睬”

；同样的假定也适用于从事舞台表演的女子。

另一条4世纪的基督教法令认定这类人是不道德的，因而禁止她们在接受洗礼后重操旧业。

总的来说，当时妇女的社会角色主要局限在家里和抚育后代的日常劳动中。

对这种情况以及外省家庭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最真挚（如果不是最迷人）的记录便是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他的母亲莫妮卡（Monica）的描述。

奥古斯丁与母亲的关系如此亲密，而同父亲的关系却如此正式和疏远；这不完全是个人情感的反映，也展现了古代城市家庭生活的正常形态。

罗马社会中存在着一条鸿沟，我们通过法律和社会等级所划定的界限一眼就能辨认出来，那便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鸿沟。

罗马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的——这是一个几乎无须再提的老生常谈。

但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这样的呢？与共和时期相比，帝国社会经济史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奴隶重要性的下降，奴隶人口数量的保持在更大的程度上（不能说是完全，因为我们有证据反映，帝国时期的奴隶贸易是一直存在着的）依赖现有奴隶通过事实上被认可的奴隶婚姻所进行的生育。

其后果是，帝国时期奴隶制的功能开始在更为宽广的社会、经济框架内部演化，而不再由外部强加给它。

在我们所能找到的所有职业圈子中——无论是店主、建筑工人还是行会会员——我们遇到的都是奴隶、被释奴和自由民的混合体。

根据公元52年的元老院决议——那是克劳狄乌斯根据其被释奴帕拉斯的点子而向元老院提议的——在主人不知情的前提下，跟奴隶永久性同居的自由女子的社会等级将被降为奴隶；而如果主人知情并表示赞同的话，她就将进入被释女奴的等级。

尽管这条元老院决议有时会被视为一种社会压迫性措施，但它在史学家眼中却十分有趣，因为他可以借此看到：处于不同法律地位，但身处近似的职业圈子，生活在近似的社会条件（这一点毋庸置疑）下和其主人或许毫不知情的生活状态下的男女之间，可以自由结成稳定的婚姻关系。

女方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法律地位受到了影响，但婚姻毕竟使她得以拥有其丈夫归属的那个家庭所提供的社会纽带和保护；并且在十分普遍的情况下，身为奴隶的丈夫独立于主人进行工作，或只受到主人的间接监督，因此妻子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塔西佗描述了公元68年内战期间在罗马爆发的骚乱，认为它对同大家族有联系的那部分较为安分守己的民众和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暴民以及处境最糟的奴隶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影响。

前一个群体，包括所谓“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