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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终章 古代世界的消逝（第10页）

因此在大学里，古典拉丁语学习未必如过去在主教区学校里那般受重视。

在公元12世纪以前，讲拉丁语的西部地区要了解柏拉图，只能通过阿普列乌斯（Apuleius）、卡尔西迪乌斯（Calcidius）、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马提亚努斯·卡佩拉与波伊修斯等人的著作间接了解。

波伊修斯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只有其中的《范畴篇》与《解释篇》，以及波菲利（Porphyry）的《导论》广为人知。

由于同伊本·西那（Avia）与伊本·鲁世德（Averroes）之类伊斯兰哲学作者的接触，经院学者们对逻辑学的迷恋受到进一步的激励，也促使他们在纠缠难解问题的时候创造某些烦人的新词以适应需要。

文艺复兴是对经院学者及其继续沿用拉丁语以应对当代需求的反抗。

洛伦佐·瓦拉（LorenzoValla）以一种混合着钦佩与厌恶的屈尊俯就态度对待波伊修斯。

在瓦拉看来，波伊修斯是最后一位以体面拉丁语写作的人，但波伊修斯的可悲之处在于对蛮族语言风格的过度宽容。

文艺复兴热切需要纯正优美的古典拉丁语。

但其结果却有些适得其反：拉丁语的使用由此大大减少，成为一种死语言。

随着宗教改革时期改革派教会使用本族语言的要求，拉丁语进一步丧失了日常用语的地位。

到了20世纪，连罗马天主教会也向现实低头，于是拉丁语的影响像蒸汽机一样走向没落。

希腊语不同于拉丁语，无须面对上述这么多问题。

尽管如此，希腊语同样经历了与拉丁语类似的发展过程。

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活动或许使通用希腊语（kionē）成为政府管理与商业贸易的普遍交流媒介，但希腊语也并非在所有领域都获得如此运用。

亚历山大里亚滨海区或叙利亚集市中讲的语言就跟埃斯库罗斯或修昔底德所知的一切有着天壤之别。

一个人只要翻开圣马可的福音书就能发现，他是用街头俗语进行写作的。

随着地域的不同，发音也千差万别。

萨摩萨塔的琉善对于自己特有的标志性口音深有体会，任何人都能据此推断出他来自叙利亚。

教育系统规定某些文本最适合用于教育。

在这些古典希腊文学的主要文集中，我们现代人最熟知的是某些匿名学者所编著的选集，这些学者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帕加玛或者雅典。

他们认为不适于正规教育工作而未收入选集的作品，则大量失传了。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诗歌与哲学间的紧张关系便已经浮现，后来的普鲁塔克也花了不少精力谈论此事，这种紧张关系一直延续至罗马时代。

在诗歌领域，最高的典范始终是荷马。

以弗所的米海尔（MichaelofEphesus）的记载表明，即便是在公元11世纪的拜占庭，学童们依然要每天背诵30~50行荷马诗句。

当时的初级学校课程包括《伊利亚特》第1卷，还有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与阿里斯托芬的剧本各一部，另外再加上少量品达与提奥克里图斯的作品。

我们还知道，公元12世纪的拜占庭学者们，比如狄奥·克里索斯托姆（Dio），仍然在讨论千年前学者们热烈争议的问题，即是否因为荷马史诗中的超人类因素就否认奥德修斯是真实历史人物，进而否认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

该问题于公元248年由奥利金（en）提出，用于类比有关福音书叙述中奇迹因素的讨论。

除了那些最激进的弃世修士，所有拜占庭作家都喜欢采用荷马史诗中的典故，从而给自己的散文添加些许古典气息。

公元5世纪时，叙利亚赛若斯的主教狄奥多里特为当时的柱顶圣人（pillarsaint）[15]“柱顶”

西米恩（SimeonStylites）写过一篇传记，此外他写给帝国御前会议（sistory）官员的信件也很雅致，其间装点着荷马的典故。

米海尔·普赛洛斯（MichaelPsellos）在其《编年史》（icle）中谈到，当皇帝君士坦丁九世首度将自己的情妇公然带入宫廷时，一位朝臣说了两个词，引自荷马史诗中特洛伊长老们惊叹海伦的美貌。

所有在场者都能领会这位朝臣的寓意，例外的只有那位女士。

这些引文高度复杂，她需要别人解释才能明白，这暴露出她的教育水平比较低。

哲学与宗教

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的传教活动最初是由一位来自塔尔苏斯（Tarsus）的犹太人（指圣保罗）领导的。

他对于基督与教会的理解深刻而充满活力，有时会令追随者们困惑不已。

他的传教成就足以引发政府的迫害和哲学上的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