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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第2页）

同时，牛津史书还附有教科书的各种要件，如年表、索引、进一步阅读的详细书目。

在大学教书的人都知道，虽然中外文教科书版本繁多，但出色的教科书在各个学科中都是凤毛麟角。

好教科书需要好作者，好作者需要比好专著的作者具备更多一点的条件，即：除了须是处在学科前列的研究专才之外，还应是熟谙学科知识构成、善于融会贯通学科内容并用适当语言加以描述的好教书匠。

我们常在大学讲堂里看到，有些颇具学科造诣的学者专深有余，广博欠缺，文字平平，因而在课堂教学上较为尴尬，难以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地向学生讲授学科知识。

这套牛津史书之所以值得译介，主因在于编写者都是欧美名校的资深教授，多数出自牛津大学，少数是外聘的学科带头人，在教学与科研领域都是国外学界的佼佼者。

这就保证了本套书的编写质量。

仅以《牛津古希腊史》的作者群体为例，三位主编与作者都是牛津大学古典学名师、世界著名古典学家，可谓著作等身。

其中，约翰·博德曼（JohnBoardman）教授85岁（至2012年，以下同），长于希腊艺术史与希腊考古；英国科学院院士贾斯珀·格里芬（JasperGriffin）75岁，精于古典文学；奥斯温·穆瑞（OswynMurray）亦75岁，在希腊政治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并与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有着长期联系，两次到南开大学出席中国世界古代史年会并发表演讲。

受他们邀请的其他作者也不是等闲之辈，都是古典学界耳熟能详的大腕。

有这样一些深沉老到、卓有建树的学者执笔，牛津史书内涵的广度与深度、史实陈述与价值陈述的圆熟与合理当毋庸置疑。

英文本的优质编写队伍与编写质量为中文本的翻译提出了挑战。

平心而论，这套书的翻译难度并不亚于学术专著。

没有比较深厚的学科知识准备，没有较长期的英文翻译经验以及对不同风格的英语表述的深刻理解，要想做到译文的“信”

与“达”

是不可能的，“雅”

就更无从谈起了。

所幸本套书请到了我国世界史教研领域学养深厚的部分学者为主译，如北京大学的高毅、彭小瑜教授，南开大学的陈志强教授。

他们或亲自动手，或指导自己的弟子，为本书的翻译质量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保障。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对于翻译这样的细活，要做到处理几百万字而纰漏不出丝毫，那只能借用美国史家比尔德的话来明喻：乃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高贵的梦”

（Nobledream）。

这不仅因为人的理解与表达能力始终是有局限的，而且因为我们的语言工具在客观上也有难以捉摸之处，譬如中英文有两三万个字词不能对应，选字的伸缩性很大。

这些主客观局限，总会造成译者一些误读、误判、误译的可能。

所以，任何一部（篇）抱着认真求实态度的译作或论著或论文（粗制滥造者除外）有错是正常的，不出错倒是反常的。

如同视窗软件的编写，每个版本都存在众多缺漏（bug）；每升级一个版本，修正了旧的缺漏，同时也会产生新的甚至更多的缺漏。

现当代史学在思想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就是，从业者们普遍意识到了自身的类似局限，即史学工作者不只是记录、复原与诠释历史，而且一定程度上在自觉不自觉地创造或编造着历史。

换句话说，我们始终处于自觉不自觉地犯错与纠错的进程当中。

不断认识前人或今人（包括自己）的错误，不断改正错误，又不断犯错误，这种反复的否定之否定，恐怕是人类认识史的永恒特征。

诚恳地希望读者对译本提出改进意见。

郭小凌

2012年8月14日于北京市京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