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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希腊古风时代的历史（第12页）

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了它的荒谬之处。

但军事上的优越性是切实存在的。

大约10，000希腊重装步兵就以某种颇为罕见的方式击溃了波斯大军。

一个重装步兵方阵，即便只是经过适度的良好训练，也足以打败一支骑兵、弓箭兵或者其他以任何形式武装的步兵部队，这是并不需要多高深的军事理论就能得出的结论。

斯巴达人受到的教育就是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但即使是斯巴达人，也一定因雅典人的胜利而受到鼓舞。

第三个影响更为重要。

克里斯提尼认识到雅典人的态度变化，并利用这一变化来反对其他贵族。

他设计了一种社会和政治体制——不管这个体制是不意而得之还是他精心构建的，他都通过这一体制为进一步的、更大的思想转变提供了空间。

但传统思维习惯并不会一夜消亡。

公元前507年，大多数贵族的行为方式依然像他们一直以来所表现的那样。

更主要的是，很多普通雅典民众的行为也是依然故我。

只有少数贵族和稍多一点的民众有所改变。

到了公元前480年，军队的统率权和城邦的管理权仍然掌握在旧统治阶级手中，但是他们对雅典人思想的绝对控制开始——我们强调“开始”

——有所松动。

这些变动非常微妙，即便证据比较充分的时候也很难加以把握。

变动不仅是渐进的，而且是不规律的。

当证据尚不充分、不能准确界定其开端和结束之时，当人们还不能明确地谈论这种转变时，我们只能列出事实，以待寻找任何可能的线索。

亚里士多德以他特有的敏锐指出，马拉松的胜利赋予雅典人民政治上的自信。

他的解释符合事实。

在马拉松战役以后的10年内，雅典人首次实行了一项奇特的制度——陶片放逐法（ostracism），这是克里斯提尼的又一创造，这一制度允许公民大会在它所愿意的每年决定任何一位政治人物被暂时性地放逐海外10年，但是保留其财产。

前三次陶片放逐于公元前490年实施，实施的外在原因是被怀疑叛国。

不过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那就是实践权力的勇气与实践权力的时机一样重要。

波奥提亚（Boeotia）日益团结在主导城邦忒拜（Thebes）周围，没有遭遇什么麻烦。

在克里奥美尼斯国王的鼓动下，波奥提亚人于大约公元前506年参加了斯巴达对雅典的战役，结果遭到重创。

但斯巴达并没有进一步行动。

在公元前5世纪最后10年，斯巴达的当务之急是处理伯罗奔尼撒的事务，对付阿尔哥斯：约公元前494年，克里奥美尼斯在西皮亚（Sepeia）惨败于阿尔哥斯。

更急迫的则是对付自己的黑劳士，他们谋划了一次起义（具体时间和持续多久并不清楚）；还有更迫切的事务是处理自身两个国王的争斗，这次争斗导致德玛拉图斯逃往波斯。

此外，在某种程度上，斯巴达还得在原则上顾及抵抗波斯的事业，甚至还派出了军队抵达马拉松——尽管到达的时间只赶上了对雅典人的胜利表示祝贺。

然而雅典还有另外一个敌人——富裕的商业岛屿埃吉纳。

从20英里外的雅典的法勒隆港（Phaleron）可以清晰看到岛上的三角形山峰。

一旦雅典人将其注意力放到海上，埃吉纳就成了强劲的对手。

双方在早期曾有过一次战争。

约在公元前500年，两国间开始了一个冲突或者以冲突相威胁的时期，该时期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80年代。

公元前489年，有多少雅典人会认为波斯人的败逃给了他们自由，使他们能去对付更为直接的敌人呢？

这里有条颇值得玩味的线索。

公元前482年，在阿提卡的劳里昂（AttiesatLaurium）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银矿矿脉。

银矿收益的分配引起了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