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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荷马（第12页）

他从那些适当的称号和绰号入手，论证了这些传承如何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体系，这个体系对史诗韵律——长短格六音步——的技术性要求极高。

这一口头传统一直在不断获取富有吸引力的、有益的新材料，而又不断扬弃过时的、令人不快的、冗余的旧材料——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超越姓名和名词的范围，拓展到动词和短语，甚至整个句子。

例如，在一个句子中，动词“pr?s?phē”

之前有一整套排列的规则，通常是用分词来表示动词的语气或态度，如“他说”

之前可能会有“回答道”

“站在附近”

“忧心忡忡的”

“面黑如土”

等。

这种体系更像一种化学元素的体系，能够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构成不同的分子。

然而，曾经有这样一种倾向——一定程度上的分子式或积木式分析，即试图去计算这些组合的排列及其表达的可能性之数量。

实际上，这种计算远不能穷尽实际情况。

帕里和他的继承者可能太过依赖对现存口头创作韵律传统的类比，尤其是克罗地亚的传统。

尽管这些可能有相对可靠的规律可循，但是比起荷马来还是相当有限，也相当粗糙。

荷马的语言丰富得惊人，有充分的变化和弹性，词汇和固定短语的排列也有精确的区分。

荷马似乎从来没有为表达准确的意义而发愁过。

他那些固定的措辞不但没有限制，反而激发了其诗歌的创造性。

我们既不能轻视传统口头语言的流传广度和内容的丰富性，同样不能忽视其对荷马史诗创作的深远影响。

史诗对已有元素的继承，不仅仅体现在短语和句子方面，甚至扩展到整个场景描述方面。

这种继承，在那些描写准备进餐或船只下水的场景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我们所知的一些“典型”

场景，完全或者几乎完全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已有的材料。

但是传统的“固定”

场景模式常常有一定顺序，这种概述为口头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一套可行的路数。

伯纳德·芬尼克（BernardFenik）对《伊利亚特》中大量战争场景的分析，充分证明了以上论点，人们往往认为描述这些战争场景的材料一定有着悠久的传统。

然而，同样的继承性塑造，也能在《奥德赛》中看到周期性的顺序。

例如，英雄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时迷路了，他会遇到一个高贵的陌生人并指引他到达王室的宫殿。

帕里的发现打开了一个解释荷马的“重复”

及其意义的新窗口。

这些发现也解决了我们对荷马的措辞中一些奇异的语言现象的疑问。

他的语言与任何一个希腊本土的说话者都绝不相同。

大多数词汇形式都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各种方言，但是这些方言从来没有在同一时间或同一地点同时使用过。

某些形式甚至似乎完全是人为创造的——尤其在韵律的框架下，诗人往往会创造新词汇。

语言学者普遍认为，荷马的希腊语的基本方言是古风时代的爱奥尼方言——但是有许多特征与这一时代和地域全然不符。

最值得注意的可能是所谓的“古阿卡迪-塞浦路斯语”

（ArcadoCypriot）的出现。

线形文字“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