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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希腊 古典时代的历史（第9页）

投票并不计数，通过举手表决，因此这是一种凭印象的标准，就如现代的工会集会一样。

甚至迟至公元前5世纪末期，蛊惑家大行其道之时，民主政治的雅典投票人还是“喜欢某个贵族”

，比如年轻的阿尔基比亚德斯（Alcibiades）就能够在公元前415年要求得到一个政府高级职位，原因是他的赛马在新近的奥林匹克赛会中获得了胜利。

这种要求显示了财富的持久势力，尤其是通过继承得来的财富，这不可避免地妨碍了民主政治。

尽管雅典民主政治有这些瑕疵和缺点，但其主要作用还是作为贫穷阶层的保护者，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的爱琴海世界保护他们免受寡头统治者的独裁统治。

从这些阶层的观点来看，雅典民主政治的悲剧性在于，这个世界逐渐对他们的保护者失去了信心。

战争

我们上面叙述的民主政治，被阿尔基比亚德斯称为“一般性常识错误”

。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阿尔基比亚德斯和他的阶层确实从民主政治和帝国的联合体中获得了好处。

出于对他们在公民大会中“精通”

政治的敬意，他们被授予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指挥官之职，帝国给予他们土地和其他物质利益。

因此，当伯罗奔尼撒战争于公元前431年爆发时，他们就准备好为保卫“常识性错误”

而战斗。

但是这场战争打破了阿尔基比亚德斯阶层的权力和影响。

事实上，公元前400年之后的三代人中都没有一个雅典人进入奥林匹亚的战车队伍（相对应的是，公元前433—前400年的一代人中就有20位）。

当帝国在公元前404年消亡之时，上层社会对于与“可憎之人”

——来自一个寡头政治者墓志铭的直白称呼——合作的动力也随之消失，因此富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慷慨地大肆花钱用于国内支出。

伯罗奔尼撒战争引起的最大变化在于普遍的专门化趋势，最显著的表现自然是在军事领域。

自此以后，政治家和将军在雅典成为不同的职业，这一发展在伯里克利的生涯中就有所预示。

他第一次广为人知的活动（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就是纯政治性的，只是后来才成为伟大的军事指挥家。

这种专业化意味着，阿尔基比亚德斯的马匹不足以保证他的政治和军事成功，即便假定可憎的平民允许他在充满复仇氛围的公元前4世纪继续拥有这些马匹。

这种专业化所影响的不仅仅是政府官员阶层。

公元前4世纪被称为雇佣军的时代，但是其改变却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10年就发生了，公元前400年色诺芬率领一支10，000人的希腊雇佣军到东方支持波斯的反叛者居鲁士——这时，雇佣军为金钱而战的本质就已经确定并得到认可了。

公元前400年之前的二三十年，波斯总督，甚至雅典人自己都已经使用雇佣军了。

海战和围城技术也在公元前431年以后得到长足发展。

通过比较修昔底德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雅典海军的记载，我们看到，在弗米奥（Phormio）领导下，雅典人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有勇气和技术在公开海域进行演习了。

围城技术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得到改进的契机并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而是同一时期在西西里对抗迦太基的战争，这次战争导致了约公元前400年无转矩弹射器的发明（后来有了更先进的转矩弹射器，显然是在特萨利发明的，时间是约公元前350年）。

尽管守城者很快适应并运用了新的围墙类型和更有效的防御工事，但还是有可能通过猛攻拿下防御坚固的城市。

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在公元前4世纪90年代失败了，而亚历山大于元前4世纪30年代在西亚成功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把特萨利的攻城技师招募到了马其顿军中。

战略思想在古典希腊战争中的改变最为缓慢，即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紧张状态下也是如此。

就战略上来说，大多数希腊城邦的将军都是为政治组织服务，他们不会被授予超过最低限度的正式权力。

但是也有一定的改变，在公元前424年的德利乌姆（Delium）战役中，我们第一次听说了忒拜人的纵深列队。

这种特别的部队是一种战略预备队，后来在公元前4世纪由忒拜人埃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继续改进。

至此，战略预备队更加取决于将军的判断和时间选择，将军必须决定何时何地投入预备队。

关于战略的手册或者口头教导（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二者的时间都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宣告了知识性的改变，也就是说，如果战争会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就能像其他科学那样进行传授。

斯巴达的形势就不是这么乐观了。

它没有储备或贡金，因此，如果必须满足盟邦的军事和政治要求的话，他们的兵源就得依靠征集。

然而，这些要求中首先就包括“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