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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希腊 古典时代的历史（第8页）

对公民大会的第二个限制是500人议事会，其主要功能是对提交公民大会的任何议题进行审议。

像阿提卡的德谟一样，议事会也被描述为——这次是古代作家的描述——雅典的微型城邦（mikrapolis）。

传统观念认为，议事会仅仅是公民大会的代理和仆人，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种想象，即议事会是人民的社会性代表和一个“横截面”

。

然而，这种想象并没有坚实的基础。

当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507年设计出500人议事会时，是无需津贴进行选举的。

第一次明显通过抽签从德谟成员中产生议事会成员（bouleutai），是在约公元前450年，发放津贴不会早于公元前411年。

虽然这些说不上就是上述机构的实际创立时间（在这些例子中，颇有意味的是将它们与厄菲阿尔特以及公元前462年的变革联系起来），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记得，从贵族议事会向民主议事会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很难评估议事会是否具有典型社会代表性，因为富人和有影响力的公民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实际上也几乎没有任何文字证据。

但是通过考察现存的议事会成员名单（始于公元前5世纪），并与关于其财富的独立证据相印证，我们能够看到议事会成员资格与较高社会等级有着密切联系；而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真的是一个随机的体系。

也有人辩称，在雅典演说家的作品中，某某人在某一年通过欺骗手段进入议事会；还有一些惊人的巧合，父子或兄弟同时进入议事会，或者某个著名政治人物为了外交政策而在一些特别令人激动的年份召开议事会讨论——所有这些都表明存在着抽签舞弊的方式（抽签被认为是为了确保议事会成员从德谟中随机产生）。

最明显的舞弊方法就是在其德谟成员并不情愿之际，以时间或金钱加以**，但是“骗取”

的辩解可能意味着还有来自于野心家更切实的压力，例如他们可能贿赂其德谟成员不要将他们的姓名在德谟层面推举出来。

所有这些意味着，议事会作为一个集影响力与自信为一体的半职业性机构，可能被期望领导公民大会，而不仅仅是从属于它。

我们确实发现了议事会从事从未被公民大会批准的外交活动（从某些铭文的套话中得以判断）；此外，还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表明，外交被人为操纵，如有必要，则避开公民大会。

当然，议事会的权力也有限制。

比如，成员任期只有一年，没人能够任职超过两次（这些规定是防止议事会像一些古代国家那样成为世袭望族的专利）；但是即便这些也不能高估，因为某些特殊政治集团能够采取措施，保证在议事会中总有一个代表——“代表”

就是议事会成员这一词的非正式含义。

提及这些关于议事会任职形式上的规则，引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最低财产等级（thētes）的人是否有任职资格？若是没有，那么就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议事会的上述精英特性。

但是证据很不清晰，因此答案也是模糊的。

第三，十将军。

我们已经看到，将军是能够被免职的，即便是伯里克利，也在公元前429年去世前不久遭到罢免。

但是一般认为，通常情况下，将军应该有很大的权限，尤其是战时。

例如，尽管不可否认，将军从来没有强硬对待希腊人，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在全体公民大会上讨论战略问题必然会引起不愉快。

由于将军是选举出来的职务，且没有改选的限制，因此能够得到异乎寻常的尊重。

第四，“蛊惑家”

（demagogues），受欢迎的领导者，如公元前5世纪20年代的客蒙及其之后的希帕波鲁斯（Hyperbolus），他们可能没有必要拥有任何特别的职务，但是通过演说或劝诱技巧就能够获得很大权力。

文字资料对客蒙这样的人颇有微词，但是我们在铭文的帮助下能为其恢复部分名誉。

铭文不仅显示出他们的社会起源并不像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所说的那样模糊不清，并且说明一个希帕波鲁斯就有能力解决复杂而敏感的立法问题。

实际上，蛊惑家（伯里克利自己就属于更高级的一类蛊惑家）是通过民主政治结构上的缺陷来获得他们有影响力的地位的。

帝国式的管理意味着越来越繁杂的工作，而雅典人又缺乏一种现代类型的行政机构让那些拥有专门知识的政治家来做这些工作。

知识就是力量!对一个希帕波鲁斯进行的惩罚是“陶片放逐”

，这是一种通过民众投票将某个人放逐10年的方法（得名于“投票”

过程中使用的陶片碎片）。

公元前4世纪存在一种更有害的发展，专业的政治家通过选举牢牢控制权力，例如，控制国家财政和那些能够保证他们不容易失去资格的职位。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公民大会本身的程序和心态特征，削弱了民主的影响力和独立性。

公民大会召开的频率比议事会更低，不经常开会则导致没有广泛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