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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古典希腊的生活与社会（第2页）

在早期的建筑物里面，有庄严的廊柱、管理宗教事务的执政官（arbasileus）的官邸；也有议会大厅（bouleutēriorōon里）、官员聚集厅（tholos）等，它们都以古典形式展现在这里。

北面有绘画的廊柱里保留着古典早期波力诺塔斯（Polygnotus）和米孔（Mi）的绘画作品。

泛雅典娜大道穿过广场，从一个城门（迪普利翁门）直通向卫城。

在南面，是公元前6世纪的喷水房以及国家铸币厂。

围绕广场的廊柱——商店和办公室——修建得比较晚，阿塔鲁斯廊柱（StosofAttalus）是帕加玛国王的礼物，如今重新修建，成了阿哥拉考古发掘的博物馆和工作室。

法典再次告诉我们，只有在边界地区，犯罪和惩罚是可以想象的，而正常的或禁忌的东西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雅典律师的言论就涉及了富人这一特殊群体，也涉及了有争议的遗产或者能引起纷争的商业利益的情况。

在这些言论背后，隐藏着一个正常活动的世界。

对于史料的所有生动性来说，我们处理的是一系列陈规和偏见，它们只能间接地告诉我们：雅典人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城邦在本质上是男性的集体：男性公民聚在一起制定和实施那些影响共同体的决定。

毫无疑问，这一活动的起源根植于军事环境以及武士们所拥有的赞同或拒绝其领袖决定的权力。

城邦的发展就是这一实践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拓展，除了一部分宗教领域。

政治，即在讨论之后直接参与理性选择，于是成为所有雅典城邦的中心内容。

在雅典和斯巴达，所有男性公民至少在理论上都平等参政；在其他地方，特权可能被局限于特定人群，富人或贵族，所以必然在公民集体内部产生冲突和权力的分层。

然而，政治生活的形式——大规模的公民大会、小规模的议事会及年度执行官员——都是普遍存在的，尽管各种因素下的权力和特性存在很大差异。

非常明显，如此发达的组织形式，一定与其他的更“自然的”

和被推测为更早的组织形式有联系，它们大体上被现代人类学家描绘成血缘组织。

绝大多数的希腊城市将他们的公民划分成世袭的“部落”

；多利安人的城市在传统上有三个部落，爱奥尼人的城市有四个部落，但是政治改革者们乐于操纵这些组织，雅典的克里斯提尼把部落的数量从四个变成十个（大约在公元前507年）。

这些城市部落和过去的真正部落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表现在它们仅仅作为城邦共同体中的社会分区而存在，希腊北部真正的部落地区则没有它们的身影。

事实上，它们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对公民群体进行划分的。

传统允许，国家宗教崇拜对此也有所强化。

在雅典，克里斯提尼改革也是以地域为基础重建了组织。

村庄或德谟变成了一个管理单位，地方官员和地方议会控制地方政府的所有事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保管公民名单。

雅典有一套复杂的程序来保证公民名单的注册登记；如被拒绝，还可到法律机构进行申诉。

由于与公民权相联系，德谟的成员是世袭的。

不管他实际的住所在哪里，每个雅典公民在政府事务中都要求陈述他的德谟。

所以苏格拉底的正式名字是“苏格拉底，埃罗派克（Alopeke）德谟的苏佛罗尼库斯（Sophroniscus）的儿子”

。

但是，不管人口流动有多频繁，对绝大多数雅典人来说，德谟一直是地理中心，因为他们就居住在那里。

对普通的雅典人来说，比这些中央和地方的政府组织更重要的是胞族（phratria），即一群兄弟们（phrateres）。

这个希腊语单词的词根与绝大多数印欧语的词根相同，例如，在凯尔特语里是“brathir”

，德语是“bruder”

，英语是“brother”

，拉丁语是“frather”

，法语是“frère”

；在希腊语里，它指“非家族”

型的“兄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