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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古典希腊的生活与社会（第5页）

“我接受。”

“和（例如）三塔兰特[2]的嫁妆。”

“我同意。”

接受了嫁妆，才被认为有婚嫁的发生。

嫁妆伴随着女人，但并不属于她。

嫁妆全部受她丈夫控制；但在离婚或者丈夫死亡的时候，女人可以要求收回嫁妆；一旦女人有了男性继承人，并且成为她的监护人，嫁妆就必须交给他控制。

一个女人在没有遗嘱或者没有适合的男性继承人时，也能成为财产的持有人。

在这种情况下，她就成了一个女继承人（epiklēros）：她的名字将在公民大会上公示于众，她和她的财产被裁决给一个准备娶她的、与死者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通常是她父亲一方的叔叔。

这是一套成熟的程序，士兵能因此获得特殊的假期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为了能娶到女继承人，申请者有权与自己的妻子离婚，甚至还可以把这个女继承人从她丈夫身边带走——如果她已经结婚却还没有孩子的话。

“很多结了婚的人，自己的妻子却被别人带走了。”

一个演讲者如是说。

他解释道：是因为他父亲没有对一份属于他母亲的遗产提出要求，因此担心母亲的某个亲属会通过婚姻占有她。

法律和私人财产的体系反映了产生这种体系的社会偏见，雅典体系之所以在古代希腊异乎寻常，仅仅是因为它更加系统化。

但对其他城邦来说，有不同的发展是可能的。

例如在斯巴达，妇女的自由是众所周知的——有些哲学家对此并不认同，他们从其他方面把斯巴达理想化了。

在斯巴达，妇女也有权继承土地；到公元前3世纪，已经有五分之二的土地在她们手中，还因此引发了政治革命。

雅典的妇女地位则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说明。

雅典人对妇女持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民主政治对妇女地位的影响。

贵族妇女至少在以前比较自由，但是民主制的到来意味着她们要被迫接受多数人的社会准则。

许多农民社会把很高的价值标准强加在女性身上，同时又对她们极不信任。

公元前6世纪，阿摩格斯岛（Amos）的西摩尼德斯（Semonides）按照动物的特征，描绘了诸神所创造出的作为男人负担的女人的可怕类型。

只有一种类型稍好一点，像一只蜜蜂：“她让他的财产不断增加，她与丈夫一起变老，他们彼此相爱，她是这个声誉良好家庭的母亲。

在所有女人中，她最引人注目，神样的美女在她身边玩乐。

她对坐在那些讲爱情故事的女人中间不感兴趣。”

这种态度中，既有对女人非理性和热情天性的恐惧，也有对她们品德和远离公众视野重要性的夸张认识。

在农业社会里，这些态度由于需要女性在田间劳动而受到抑制；随着城市生活的出现，妇女被限制在家里，不断增加的财富甚至使她萌生了从家庭责任中解放出来的愿望。

在色诺芬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处理了一个朋友的问题。

由于政治动乱，这个朋友和14名女性亲属住在他家里，这些女人都养尊处优，过去没有从事过任何工作。

苏格拉底规劝他，还是应该让这些女人做些适合的工作，比如纺线。

当她们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善后，唯一的问题是，她们现在抱怨其监护人太过懒散了。

但苏格拉底说，他的责任就是保护，正如牧羊犬照看羊群一样（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类似的态度也出现在知识分子中间。

哲学家们（柏拉图是一个高尚的例外）都认为女人被赋予的理性远低于男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在奴隶身上，根本就没有思考能力；在女性身上，思考能力是不起作用的；在孩子身上，思考能力还没有发育完全”

；家庭是一种涉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自然关系，“至于男性和女性，这种优劣关系是永恒的”

。

悲剧诗人和喜剧诗人刻画的女人比男人更生动、更有特色：希腊悲剧中最强大的人物都是女人。

究其原因却是：女人被认为更易于产生极端情绪进而带来暴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