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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古典希腊的生活与社会（第4页）

（色诺芬，《希腊史》）

在这样的世界里，可以明确的是，多种多样的关系限制了个人自由。

的确有一种重要的感觉，即在希腊人的思想里，个人脱离集体自治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希腊人的自由是社会化的，被具体化在谈话和行动里。

自由就是从这样的事实中获得的：同一个人属于一个德谟、一个胞族、一个家庭、一个亲属群、一个宗教组织；而且，居住在这个由冲突的群体和社会责任组成的复杂世界里，他拥有在各种需求间进行选择的自由，因此能够逃避某一社会范型的统治形式。

这就解释了在古典时期的雅典，集体心理能与惊人的创造力和自由思想共生的原因：产生于对很多地方都有归属感的自由，绝不比产生于对任何地方都没有归属感的自由少；而其创造的社会，只能按照自己的脉络统一起来。

家庭

希腊家庭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也是核心家庭，基本上是由丈夫、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组成的。

但是希腊作家倾向于把家庭等同于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所以也把一些附属的亲戚和奴隶看作是家庭的一部分。

除了经济作用外，家庭还履行很多社会职能。

家庭是新公民的来源，在古典时期，国家插手进行干预，为公民权以及子女的合法性建立了越来越严格的规则：一个公民必须是两个雅典公民的合法婚姻带来的孩子，他的父母必须都是公民。

这种越来越严格的定义，必然排斥以前那种较为灵活的婚姻结合。

对一个雅典人来说，与一个外邦人结婚或者为在其他类型的关系下出生的孩子求得认可，是不可能的。

将农民占大多数的社会准则在贵族身上强制执行，这种发展在本质上是民主的，他们此前的行为与准则完全不同——他们经常与共同体之外的人通婚，对合法性有着自己的标准。

事实上，第一个公民权法的作者伯里克利本人的经历就证实了改革中的痛苦：他合法婚生的孩子在瘟疫中死去后，他被迫请求公民大会允许他与阿斯帕西亚（Aspasia）——他的米利都情妇——的孩子成为合法的雅典公民。

其他一些贵族出身的人也发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划成私生子，既失去了公民权也丧失了继承权。

家庭的第二种功能是财产继承权，与公民权密切相关。

总体来说，希腊社会并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把财产以抽签方式平等地分给所有在世的儿子们，所以“继承”

的传统单词是指一个男子的“klēros”

，即运气。

这是雅典家庭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每个家庭仅能维持到家长在世的时间，一旦家长去世，财产就会被重新分割。

当然，这种方式也有其有利之处。

家庭小块土地上的共同墓地是家庭中数代人的中心——至少对那些能够承担可观土地和雄伟墓碑的费用的人来说是这样的。

墓碑是家族群体墓地的一个特征，这种现象可能是富裕公民对贵族葬礼的一种模仿。

婚姻，甚至是在最高的层次上，是同族结婚，被限制在一个封闭的亲戚圈里，这是为了保证家庭财产不被分割。

更为普遍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限制家庭规模也很常见。

这也经常会造成由于死亡而没有男性子嗣继承财产的情况——那么财产就会在更大的亲戚群中进行重分，这些亲戚也有责任起诉谋杀者。

但总体来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大家庭在古典时代十分重要。

家庭的另一职能提出了一个对我们理解雅典的社会价值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家庭显然是保护和禁闭女性的手段。

女人是公民，某些宗教崇拜仅限于她们，但不允许外邦女性参加。

仅仅出于婚姻和生育的目的，她们是公民；除此之外，她们缺少所有独立的身份。

她们不能参与任何价值超过一麦地姆诺斯（medimnos）[1]大麦的交易；她们不能拥有任何财产，依照习俗，只有她们的衣服、个人的首饰和奴隶算是例外。

她们总是处于监护人（kyrios）的保护之下：如果她们未婚，监护人就是父亲和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如果她们已婚，监护人就是丈夫；如果她们是寡妇，监护人就是儿子或其他有姻亲关系的男性亲属。

女人总是从属于一个家庭，并且在家长的合法保护之下。

女性能够参与财产交易的两种情况类型，说明了这种保护的实质。

第一种与嫁妆有关。

为家里的所有女人提供一份嫁妆，是监护人的责任，缺少嫁妆证明这个家庭非常贫穷，甚至可能让人怀疑这场婚姻根本就不是合法的。

在订婚典礼上有一句惯用语：

“为了生育合法的孩子，我给予这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