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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希腊的艺术和建筑（第11页）

一些陶工或陶器作坊主能够负担雅典卫城上的雕刻奉献。

古典时期，雕刻和壁画领域的能工巧匠能得到很高的报酬，也有不少人为得到他们的服务而激烈竞争。

但这些人是自由的行者，会在任何能雇用他们的地方工作。

只有在雅典的陶器贸易中，可能也在其他地区（科林斯、斯巴达）的金属作坊里，似乎存在不单单为当地市场服务的手工业。

针对国内或国际市场的专业地方性手工场在希腊还很少见——就这一点而言，艺术家们是鞋匠还是木匠，在地位上没有什么不同。

实际上，在古代，对那些我们称之为“艺术家”

的人，没有专门的区分——他们都有技艺（teē）。

只是因为菲迪亚斯以及越来越多的后继者，一些有成就的艺术家才拥有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尽管早在古风时期，他们也曾在僭主的宫廷里受到礼遇，比如乐师、舞者和医生。

名字出现在厄瑞克忒翁神庙上的雕刻家，有半数以上都是雅典公民。

但是在早些年，雅典陶瓶上的陶工和画师的签名却显示，相当多的签名不属于雅典人，甚至不是希腊人的，或者只写了分不清民族的绰号。

在更简单的技艺方面，毫无疑问，迁移的希腊人（外邦人）或非希腊人在作坊里或在斯巴达这样的国家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并不能削弱古风时期斯巴达艺术强劲的地方特色。

据说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的雅典，梭伦鼓励艺术家移民；紧接着，僭主宫廷也开始赞助艺术的发展——这些都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何此后雅典的艺术事业如此繁荣兴盛。

从古风时期到古典时期，艺术家签名的数量是希腊艺术的另一个特色。

这些签名出现在大约公元前700年，绝不仅限于主要作品或主要艺术家。

瓶画师在自己作品上签名的渴望似乎是少见的，因此签名时就显得相当随意。

有些画家在大约50个瓶子上只留下一个签名，而绝大多数画家根本没有签名。

作为一种宣传方式，签名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其动机可能就是朴素的自豪感。

签名通常是不显眼的，但也并非总是如此。

古风时期的墓碑上，艺术家的签名与死者的名字同样突出。

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雅典的红像陶上，就有所谓的“先锋派”

大胆挑战同行的作品或提到他们名字的铭词。

单从他们的陶瓶和铭文中，我们就能够重建一个生动的、自我意识极强的艺术家群体。

这些铭文颇具文学性，甚至可能包含了社会主张。

尽管如此，铭文的内容与当时英俊高贵的青年男子未必总是联系紧密（如“卡罗斯”

铭文，就与其相配的场景并无关联），它们很多都是二流工匠的较差作品。

艺术家之间的竞争精神似乎也被赞助人开发了出来，然而关于这些竞争的记载，就如同对以弗所的亚马孙人的记载一样，可能都受到了歪曲。

在以弗所，每个艺术家都把自己的作品放到首位——所以，荣誉归于大家一致同意的第二位，即波里克力托斯。

地方导游在使用伟人名字和讲故事时，经常自由发挥——正是这些故事造成了事实的歪曲。

进一步阅读

M.Robertson，AHistreekArt（Cambridge，1975）以及他的：ShorterHistreekArt（Cambridge，1981）可读性强而且资料丰富，讲述了希腊艺术从青铜时代到希腊化时期的发展。

G.M.A.RidbookofGreekArt（London，1974）是篇幅较短的指南手册，按照主题进行了分类；J.BreekArt（London，1985）则按照时间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