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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揭阳水城（第6页）

。

提起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首先很自然就会想到长期以来关于“梁陈方案”

的争议。

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对新中国首都北京做了一套规划方案，核心观点包括把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以避免对北京古城进行大规模拆迁等。

众所周知，这套方案没有被采纳，但这件事也几乎成了一段历史公案。

王志纲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有个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过程。

很多学者的观点要把老北京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其实是不现实的。

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屁股指挥脑袋，物质决定精神，任何一个城市形态和居住形态，都是跟它特定的经济形态、意识形态和生产力方式是结合在一起的。

农耕时代的城市形态原态保留，除非中国社会停滞不前，而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现代北京必然要呈现一种崭新的面貌。

“梁陈方案”

从理论上、从学术上来说，非常可取，非常有价值，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的确是会有一些问题。

如果说新中国刚成立时谈文物保护有点“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但好在那时的主要问题是解决温饱，和继续“革命”

，大规模的建设并未在全国铺开；导致当时城市化的速度很慢，旧城改造的破坏还不是很大，相反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轨道，这好比是洪太尉放妖魔，在释放出巨大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同时，也点燃了人们一夜暴富的欲望，加之资本的贪婪，政府的好大喜功，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为、粗旷发展盛行。

尤其是近十年，随着财富的积累，中国进入一个高速城市化的发展时期，不少城市的历史积淀可以说在这股巨大洪流的冲击下，打个滚就不见了踪影。

而那些城市保护者、学者们微弱呼唤，大多成了堂吉诃德挑战风车的笑谈。

王志纲认为，反而是在当下，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机，叫做“全民自觉”

，因为当中国人都“吃饱了撑的”

的时候，突然发现，就要要追求质量的提升，品味的提升。

这时候再回过头来看，原来上千年沉淀下来的东西，就像茶壶里的茶垢，其实是最有价值的。

之前没有吃饱时是意识不到这点的。

这时候，这种保护和认同才成了一种全民自觉。

但与象牙塔里的学者们的认知有巨大差异的是，现实中这种“全民自觉”

靠的绝对不是道德力，其核心、源动力，必然是以商业为驱动。

这种商机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文化可以实现其特殊的商业价值，甚至可以卖出大价钱。

人们意识到，茶垢是茶壶的价值之所在，越有沉淀的东西才越有价值，历史是可以用来卖钱的。

麦当劳那种工业化、规模化的东西正逐渐被抛弃，人们越来越愿意为那些有文化沉淀、手工打造、个性化、贴近自然的东西买单，急功近利的东西反而卖不到钱了。

这就把这种观念从梁、陈和少数知识精英的微弱呼号，变成了一种大众的自觉和意识。

其核心和真正的源动力还是消费者愿意花大价钱去购买这种看得见摸不着、原来觉得一钱不值的东西。

有了这个，商人也愿意干这个事情，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所谓的旧城保护终于有了一个社会经济基础。

同时，我们也要清晰地认知到古城保护与开发的面临的诸多困境。

从城市建设角度出发：古建筑、古街道、文物古迹往往比较破旧，配套设施通常不太齐全，这不仅加大了提升城市整体形象美观性的难度，同时也难以满足城市日益快速发展的需要，保护往往与现代城市建设发生矛盾。

从土地利用角度出发：古建筑、古街道往往占地面积大、容积率较低，大部分属于城市中集约化土地利用效率最低的区域，因此往往保护和改造时出现不经济的问题。

从社会经济角度出发：我国现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域的利用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一般比较低，如用于旅游、用于商业等等，与房地产开发相比，其经济效益差距较大。

经济利益驱动导致古城保护出现困境。

更大的问题在于，保护中可能出现的诸多误区。

其一，单纯以保存文物数量、历史价值、革命意义作为选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