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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云：“唐朝的大军，于九月集中河南，农民军……在邓州击溃了李福的大军，十月破唐州。”

（同上）循览《旧》《新》两书及《通鉴》，都无击溃李福之记载，杜撰史实，殊失史家忠实态度。

王氏屡用“大军”

字样，殊不知李福即遵照朝命，派出者亦不过步骑二千（见下文），未得为“大”

，余可类推，不复多辨。

《史话》又云：“十二月，转攻申州、光州、寿州、庐州，并南攻舒州，沿江西进，包围了?州。”

（同上，?应作蕲）王氏编王、黄史话，除《通鉴纪事本末》外，直无暇旁参他书，故对于当日实情，十分隔膜。

仙芝主力当十二月时，系由随州（今随县）东南，向安（今安陆）、黄（今黄冈）进攻，故同月即到达蕲州（今蕲春），舒州只是分兵（说见前），就地势言，本是沿江东下，唯王氏不知参据《旧·纪》《新·传》，遂误为破郢、復后东出至舒州，再回军西指而入蕲，非特往返徒劳，有违战略，抑亦完全抹煞前人之记录也。

关于此段时期，唐廷如何对付民军，《史话》有云：“增派……曾元裕为副招讨使，统帅昭义、义成两镇大军驻洛阳；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守许昌，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分扼邓州、汝南……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驻潼关……兵力重点是集结在亳州、汴州、许昌、洛阳东西之线，来包围汝州、郑州间的农民军”

（同上）；如此叙述，令人觉得唐朝部署非常严密。

但试检王氏所专据之《通鉴》观之，则并不如此；《通鉴》云：“八月，仙芝陷阳翟、郏城，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击之……又昭义节度使曹翔将步骑五千及义成兵卫东都宫。

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守东都。

又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二千，守汝、邓要路。

仙芝进逼汝州，诏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守陕州潼关。”

《史话》将曹翔所统部队易为元裕，且数不满万，未是大军，误一。

陈许（即忠武）节度本治许州，非特命防守，误二。

邠宁、凤翔只是合选步骑一千五百，派守潼关，非侃、绹二人往驻，误三。

汴州为宣武所治，于史未见兵力集结之明文，如谓节度治地即兵力所在，则《史话》所举，又有罣漏，误四。

统观上之任命，出击者只得安潜一支，其余不过分守据点，守点是消极性防御，包围是积极性合攻，王氏将“守点”

看作“包围”

，此尤瞢然于战略之运用者也。

《旧·纪》曾言，“时关东诸州府兵不能讨贼，但守城而已”

，《新·传》略同，王氏不能认识官吏之无能，徒挟私见以驱遣史事，画犬作虎，固知其不类。

15.《通鉴》同月又载郑畋奏：“自沂州奏捷之后，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疮痍数千里，宋威衰老多病……今淹留亳州，殊无进讨之意；曾元裕拥兵蕲、黄，专欲望风退缩。”

因请以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代威，张自勉为副使代元裕云云；据《通鉴考异》二四，此奏本自《补实录》，但未言行与不行，《新·纪》遂于三年十二月大书安潜为都统，自勉为副使，其实四年威、元裕为使副犹如故，因断定《新·纪》错误。

余按此奏必原见《郑畋集》（司马光作《考异》，亦尝直引《郑集》），相信集内不署上奏年月，故《补实录》以己意编入三年十二月，而司马氏无从断其是非也。

依我个人分析，此奏非上于三年十二月，可得两个反证：其一，《通鉴》三年十二月又载：“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奏，尚君长弟让据查牙山，官军退保邓州。”

招讨副使都监者即招讨副使所部之监军，常与招讨副使同在一起，换言之，则三年十二月元裕方退保邓州（今邓县），并未进至蕲、黄。

其二，如果认三年十二月元裕已驻兵蕲、黄，则双方总不免发生接触，仙芝安能自由“出入蕲黄”

（语见《新·传》）？复次，四年七月威被黄巢围于宋州，得张自勉来援，巢始解围，亳在宋州南，威进驻亳州，似在解围之后，畋称自勉为骁雄良将，亦似因其援宋立功，据是以观察，元裕进驻蕲、黄，总在四年七月前后，故四年十月《通鉴》有元裕破黄巢于蕲、黄之记载，但所破者是仙芝不是黄巢。

司马氏既能断《新·纪》之误，顾仍列畋奏于三年十二月，且附加“上颇采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