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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收贿赂的东厂太监（第4页）

宣德三年（1428年）三月壬辰，敕谕北京行部曰：比者所司每缘公务，急于科差，贫富困于买办，丁中之民服役连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间耗费，常十数倍。

加以郡邑官鲜得人，吏肆为奸，征收不时，科敛无度，假公营私，弊不胜纪，以致吾民衣食不足，转徙逃亡，凡百应输，年年通欠，国家仓庾，月计不足。

英宗时夏时上言地方官吏贪酷之弊：

正统三年（1438年）江西按察佥事夏时言：切惟今之守令，冒牧民之美名，乏循良之善政，往往贪泉一酌而邪念顿兴，非深文以逞，即钩距之求，或假公营私，或诛求百计，经年置人于犴狱，滥刑恒及于无辜，甚至不任法律而颠倒是非，高下其手者有之，刻薄相尚而避己小嫌，入人大辟者有之，不贪则酷，不怠则奸，或通吏胥以贾祸，或纵主案以肥家，殃民蠹政，莫敢谁何，遂使枉者含冤于囹圄，徒愤于桎梏，其伤和气，乖国宪，莫此为甚。

七年以后，王振擅权用事，“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贿赂辏集，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

。

孝宗时太监李广惧罪自杀，“帝疑广有异书，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

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

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

。

武宗信任刘瑾，上下交征，竟成贿赂世界，“瑾故急贿，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原献。

给事中周钥勘事归，以无金自杀。

令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赂，延绥巡抚刘宇不至，逮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后至，几得罪，既赂乃令试职视事。

边将失律，赂入即不问，有反升擢者”

。

综上所记，可知地方官横征暴敛，以所得之一部分做家业，一部分献给上官。

地方长官又以所得分赂京中权贵和太监，京中权贵再以所得分赂太监。

从太监、阁臣到地方州县官形成了一套贿赂系统。

前期吏治贪污，政府尚执法以绳，社会舆论亦往往加以指责。

后期则以贪污为正常之现象。

内外上下，贿赂公行，终至民不聊生，盗贼四起，万历初年高拱指出这一现象，实由于有司之贪残。

他说：

一地方之所以多贼者，实逼起于有司之贪残，而养成于有司之蒙蔽，及其势成，计无所出，乃为招抚之说，以苟且于目前。

于是我以抚款彼，而彼亦以抚款我，东且抚而西且杀人，非有抚之实也，而徒以冠裳金币羊酒宴犒，设金鼓以宠之与之，有司将领固有称贼酋为翁，相对宴饮欢笑为宾主，而又投之以侍教生帖者。

百姓之苦如彼，而贼之荣利乃如此，不亦为贼劝乎？奈何民之不为贼也！

细析此种现象，第一由于乡绅和官吏狼狈为奸。

魏大中说：

百姓穷苦，皆由外吏贪残。

其所以敢于贪残而无忌者，繇谄笑居间，求田间舍之乡绅为之延誉，拟赎庆生；贺节投欢之有司道与之作缘，少望风解绶之巡按，多计日待迁之巡抚，而辇毂赂遗，往来如织，入计之年，尤厚以声酬实，其应如响。

故民苦贪残者，官称卓异，不但幸免计黜，寻且选科选道，或为吏部司官。

风尚日非，仕路秽浊，贪官污吏，布满郡邑，百姓求一日之苟活不可得，而天下幸其久安长治，万无是理。

第二由于署印官之趁火打劫。

赵南星说：

今佐领官所在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会署事，入门即征租税以图加收，日夜敲朴，急于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虚语也。

而总以催科之火耗、词讼之赎锾为应得之私款，公然入己，毫无避忌。

方孩未（方振孺，字孩未）《整饬吏治疏》说：

百姓何以日穷，亦曰天下贪吏多，而惩贪之法太疏耳。

一邑设佐贰二三员，各有职掌，司捕者以捕为外府，收粮者以粮为外府，清军者以军为外府，其刑驱势逼，虽绿林之豪，何以加焉？稍上而长吏，则有科罚，有羡余，曰吾以备朝京之需，吾以备考满之用，上言之而不讳，下闻之而不惊，虽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尽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