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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收贿赂的东厂太监（第5页）

又上之而为郡守方面，岁时则有献，生辰则有贺，不谋而集，相摩而来，寻常之套数，不足以献芹，方外之奇珍，始足以下点，虽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尽无也，萧然而来，捆载而去。

夫此捆载者，非其携之于家，雨之于天，又非输于神，运于鬼，总皆为百姓之脂膏，又穷百姓卖儿卖女而得之耳。

如是安得不日剥日削，以至于尽也。

而铨司之考成，止于罢职，抚按之弹劾，极于为民，夫携有余之金钱，高田广宅，歌儿舞女，肥肉美酒，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匏瓜之进贤乎？

赵南星《朝觐合行事宜疏》也说：

今士人一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问其所以，率由条鞭法行，钱粮经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羡余，加派在其中矣。

而数年来又以军兴加派，则加重收而取羡余，是加派无已矣。

有司之贪如此，民安得不为盗，小盗起而大盗随之，皆有司为之竽也。

所谓“羡余”

即是火耗，顾亭林说得最为明白：

火耗之所由起，其起于征银之代乎？……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

有贱丈夫……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盖不知起于何年，此法相传，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

里胥之辈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

其取利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凡征收之数两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之户也，虽多取之不敢言也。

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或至于十七八矣。

解之藩司，谓之羡余，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可破，而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矣。

驯至以火耗赎锾为国有之常例，于常例外更辟财源，国家颁一令，地方兴一事，都成官吏之利薮。

刘宗周《敬修职掌疏》说：

今日吏治之污，如催科而火耗，词讼而赎锾，已视为常例未厌也。

及至朝廷颁一令，则一令即为渔猎之媒。

地方有一事，则一事即为科敛之籍，官取其一，吏取其九，一者尝见持而九者遂不敢问，民费其十，上供其一，十者方取赢，而一者愈苦不足。

以是百姓视上官如仇雠，一旦有事，可献城则献城，可从贼则甘心从贼，计不反顾也……一令耳，上官之诛求，自府而道而司而抚而按而过客而乡绅，而在京之权要，递而进焉，肆应不给。

而至于营升谢荐之巡方御史尤甚。

即其间岂无矫矫自好者，而相沿之例，有司已捆载而往遗其家，巡方不及问也。

如是者一番差遣，一番敲吸，欲求民生之不穷且盗以死可得乎？

地方守令更动一次，民间即被剥削数百万；巡方御史出巡一次，地方又被剥削数百万：

崇祯三年（1630年）梁廷栋言：一岁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

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则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加派数百万。

巡抚查盘访缉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选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

内外官的贿赂技术，也随吏治风气而进步，前期的黄米、白米，到后期末年易以雅称为书帕，馈遗金珠时必以书为副。

刘宗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说：

往者京师士大夫与外官交际，自臣通籍时有科三道四之说，识者已为之哕呕。

其后稍稍滥觞……禁愈严而犯者愈众，情愈巧。

臣受事冬官时，见内外官相见以贽，辄袖手授受，不令班皂见窥，至列柬投递，必托小书名色曰十册二十册以示讳……久之白镪易以黄金，致长安金价日高，如是者习以成风，恬不为耻。

徐树丕亦记：

往时书帕惟重两衙门，然至三四十金至矣。

外舅宫詹姚公（希孟）为翰林时，少者仅三四金，余所亲见，此不过往来交际之常，亦何足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