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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权之倾覆 厂卫制度的覆灭（第1页）

统治权之倾覆：厂卫制度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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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剥削的结果是使占全人口极大多数的生产者——无告的农民陷于饥饿线下，而另一方面，流寇的口号却是“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

，以除力役，废赋税，保障生活为号召，以所掠散饥民，百姓称这军队为“李公子仁义兵”

。

破洛阳时散福邸中库金及富人赀给百姓。

又下令保护田禾，马腾入田苗者斩之。

对于一般地方官吏和绅富阶级，却毫不矜闵地加以残杀。

《平寇志》卷六：“城陷若获富室仕宦，则献之巨帅，索其积而杀之。”

唯一例外是有德于民的退休官吏。

《明吏·王徵俊传》：“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贼陷阳城，被执不屈，系之狱。

士民争颂其德，贼乃释之。”

《明吏·忠义传》所记无数的乡官和八股家的死难殉节，被史家文饰为忠义报国，其实不过是自己知道作恶过多，反正活不了，不如先自杀，或做困兽之斗，企图落一个好名声而已。

流寇的初起，是各地陆续发动的，人自为战，目的只在不被饥饿所困死。

后来势力渐大，始有意识做打倒统治者的企图。

最后到了李自成在1643年渡汉江陷荆襄后，始恍然于统治者之庸劣无能，可取而代之。

从此后便攻城守地，分置官守，做夺取政权的步骤。

果然不到两年北京政府即被推翻，长江以北大部被统治在新政权之下。

这是在流寇初起事时所意料不及的。

其实与其说这是流寇的功绩，还不如说是这古老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自然崩溃比较妥当。

明末文人戴笠作《流寇长篇序》，就统治阶级的不合作这一点来说明流寇之成功，他说：“国之致亡，祖功宗德，天时人事均有之，非尽流寇之罪，贼虽凶狡绝人，亦借成就者之力也。

主上则好察而不明，好佞而恶直，好小人而疑君子，好速效而无远计，好自大而耻下人，好自用而不能用人。

廷臣则善私而不善公，善结党而不善自立，善逢迎而不善执守，善蒙蔽而不善任事，善守资格而不善求才能，善因循而不善改辙，善大言虚气而不善小心实事。

百年以来，习为固然。

有忧念国事者则共诧之如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