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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权之倾覆 厂卫制度的覆灭（第2页）

武臣非无能兵者，而必压以庸劣文臣，间有不庸劣者而又信任不深，兵食不足，畏人以偏见邪说持其后，无敢展布。

至于阉侍之情况，古今同然，不必言也。

煤山之祸，众力所共，闯贼独受其名耳。”

以明统治权之倾覆为众力所共。

文震孟于崇祯八年（1635年）上疏论致乱之源说：“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间，刻削日甚，缙绅蹙靡骋之怀，士民嗟束湿之困，商旅咨叹，百工失业，本犹全盛之海宇，忽见无聊之景色，此又致乱之源也。”

这是说统治者的内部崩溃。

“边事既坏，修举无谋，兵不精而自增，饷随兵而日益，饷益则赋重，赋重则刑繁，复乘之以天灾，加之以饥馑，而守牧惕功令之严，畏参罚之峻，不得不举鸠形鹄面无食无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下民无知，直谓有司仇我虐我，今而后得反之也。”

这是说统治者的驱民死地，自掘坟墓。

李自成檄数统治者的罪状说：“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

前部的四项罪状都是古已有之，是这古老社会的病态，不是崇祯及其廷臣所能负责的。

在檄文中他特别提出他是代表农民利益，他本人是出于农民阶级的，他说：“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

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

标着显明的农民革命的旗帜向旧统治致死命地攻击，对方则犹茫然于目前的危机，对内则互相猜嫌排斥，表现充分的不合作精神，对民则加力压榨，驱其反抗，两方的情势达于尖锐化。

以一小数的溃腐的统治集团来抵抗全体农民的袭击，自然一触即摧，明室的统治权于此告了终结，同时拥护这统治权的仕绅阶级的寿命也从此中断。

假如没有建州部族的乘机窜入，也许这反对宦官、科举制度，诛锄绅富的新统治者会给未来的历史以新的意义。

然而他们终于被一更新兴的部族所粉碎，昙花一现的新统治权也随之被消灭，给铲除未尽的八股家、地主、商人们的旧集团以复苏的机会，虽然这一旧灵魂已不复能恢复过去所有的势位，然而他们会从文字的记载来诋毁已失败的故人，从此片面的历史遂决定了所谓“流寇”

事件的反面意义，在文字上所见的流寇只是一些极凶极恶、杀人放火、屠城等残酷、残忍的记载。

最后，我们再引两条可信的记载，说明这旧社会之必然的崩溃。

崇祯十六年（1643年）秋冬之间，外寇内乱，已经到了亟亟不可终日的地步，在同一国家同一祸福的江南，却仍踵事增华，作升平之歌舞。

《启祯记闻录》三：“七月二十五日，枫桥有好事者敛银于粮食行中，以为赛会之资，风闻从来未有之盛……衿绅士庶男女老幼，倾城罢市，肩舆舟楫之价，皆倍于常。

通国若狂。”

次年三月十九日北京政府颠覆，在得到国变消息后的吴江，竟举行从来未有之盛会。

同书记：“四月初二日吴江赛会，目睹者云富丽异常，为郡中从来所未有。

是时北都不祥之说已竞传，民间犹为此举，可见人无忧国之心！”

这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