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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东京来信（第3页）

继葛维汉那著名的发掘报告之后，1942年，林名均在《说文月刊》第三卷第七期上发表了《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长文。

文中对出土玉器坑与其他器物的看法，有的与葛维汉的墓葬说基本相同，有的另有自己的见解，林文说：

广汉出土各遗物，其时代颇难决定。

在葛氏报告书中，曾假定其为周初之物，后以发掘所得之石器陶器为溪底墓葬中之器物，属于同一时代。

其重要证据为溪岸坑中曾获残璧一块，与琬琰之粗者质料相同。

然玉器之变化甚少，是偶尔掺入，亦非不可能之事也。

于此，吾人有一新假定，即二者本不属于同一时代，将溪岸出土之物与溪底遗物分开。

盖吾人在溪底发掘时，绝无一片铜器或铁器发现，以石器及陶器之原始形制观之，这可谓其属于新石器时代。

惟陶器中有与城子崖之黑陶相类者，故吾人设定溪底发掘所得之遗物，属于新石器时代之末期而在殷周以前也。

至于溪底墓中之物，其时代较晚，当为周代之物。

盖所发现之玉器，与周礼所称，多所吻合。

又美国费尔特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洛费氏所作之《中国古玉考》，其第六版第八图之玉刀，形制与广汉溪中出土之玉琰圭相同，彼认为系周代之物。

又玉之有牙者，在周代亦颇为盛行。

如洛氏书中第二版第二图，第九版第一、二两图，第十三版第一图，及第十五版第三图，均为周代玉器之有牙者。

又书中第十一版第一图及第十二版中图向外凸出之环，亦与吾人所获褐色之环相同，洛氏亦定为周代。

据巴尔序中称，洛氏著录玉器，多得自吴大澂收藏，及河南新郑发掘所获，并有最精确之考证者。

以此证之，则吾人以广汉溪中遗物属诸周代，或不致大有谬也。

惟此次发掘时间过短，所获材料有限，溪中遗物，又已散佚不全，故对于其时代，不能十分确定，将来若能从事大规模之发掘，当必更有可靠之证据出现也。

关于广汉遗物出土的重要性，林名均从四个方面做了概括：

一、古代之蜀，向皆目为戎狄之域，必无文化可言（国策记司马错伐蜀事，张仪曰：“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

）。

今观广汉出土之器物，其制作之精工，实无逊于中土，加以玉器之使用，尤足显示其文化之高尚复杂。

由此可改变吾人关于古代四川之基本观念。

二、由前所述，可知广汉遗物与中原所得者有若干相同相似之处，则古代蜀中文化所受于中原文化之影响，当不难窥见其痕迹。

盖四川与中原之交通甚早，世本谓：“颛顼母，蜀山氏之子，名昌仆。”

《史记·五帝本纪》亦谓：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取蜀山氏女，生高阳。

其说虽未可尽信，然蜀之名早见于殷代卜辞。

武王伐纣，蜀人预焉（见《尚书·牧誓》）。

故谓四川与中原同为一系文化，亦无不可。

则广汉遗物对于吾国文化分布情形之研究上，实甚有贡献也。

三、由广汉出土之圭，可证明《越绝书》所称黄帝时以玉为兵之说不谬。

古书释以玉为兵者，乃以玉饰其兵器，不知兵器真可以玉作，后乃改变其用途耳。

四、此次遗物之出土，仅只广汉之一小区，即有如斯之成绩表现。

以此推之，蜀中埋藏于地下之古物，较此更古更重要或尚未经发现者，必有无穷之希望。

可以断言，是则对于将来之考古学乃莫大之关系也。

就在华西大学葛维汉、林名均等学人趁着研究的热潮，憋足了劲儿准备离开书斋，再行赴广汉月亮湾发掘，并做进一步研究之时，震撼世界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在大炮呼啸、血肉横飞的境况中，发掘工作被迫中断。

后来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华西大学的洋教授们一个个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先后情愿或不情愿地返回了自己的国家，发掘月亮湾的机会对于他们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迫于当时的条件，发掘工作业已停止，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延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