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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东京来信（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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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这些资料，也只能停留在暂时假设阶段，待将来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以及广汉收藏品极为详细的第一手材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早期收藏品比较后，再来改变或确定结论。

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其上限为金石并用时代。

我们这次在四川广汉县遗址发现的玉器、随葬物和陶器系年代很早的标本。

较之龚希台的《古玉考》一文，葛维汉的报告发表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更为广泛、热切的瞩目。

因为这是历史上首次将广汉月亮湾作为一处古代文化遗址进行命名和剖析，并较详细地论述了出土器物与这一遗址内在的文化联系，揭示了掩埋者的意图和秘密，将隐匿于历史深处虚无缥缈的古蜀文明掀开了沉重的一角。

这一角虽锈迹斑斑、雾气昭昭，但毕竟在万重关山中打开了通往古蜀王国的一条小小的隧道，从而出现了“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

的可喜局面。

虽离进入令人心驰神往的“桃花源”

还有艰巨漫长的一段路程，但毕竟显现了希望的曙光，这曙光或许在不远的未来必将照耀出一段历史的大世界、大辉煌来。

由此，当广汉发掘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使在革命低潮时期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兴奋不已。

很快，林名均和葛维汉收到了郭沫若的来信，要求赠予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以先睹为快。

林、葛二人此前与郭沫若友善，接信后一一照办，很快将资料由海路寄往日本东京。

郭收到后，于1934年7月9日回信向林名均、葛维汉表示谢忱，并畅谈他对“汉州遗址”

的看法，行文中充满了对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山水的深切眷恋，同时也看得出他当时那跃跃欲试而又无可奈何的两难之情。

其言曰：

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与妻子安娜及儿女们在日本家中

林名均先生：

很高兴接到你和葛维汉先生的信。

谢谢你们的好意，送给我如此多的照片、图片以及戴先生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的文章，并且告诉我有关发掘的详细情况。

你们真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

我希望将来你们能取得更大的成绩，研究古代的遗迹和建筑、雕刻、坟墓和洞穴。

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

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今后会有一系列的发掘以探索四川史前史，包括民族、风俗以及它们与中国其他区相接触的历史。

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很遗憾，我不能归国协助你们的发掘。

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

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

“蜀”

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

此外，汉州的陶器也是属于早期的类型。

你们认为汉州遗址的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

如果将来四川其他的地方尚有发掘，它们将显示出此文化分布的区域，并提供更多的可靠的证据。

根据你们的要求，我将我写的两本有关中国考古学的书送给你们，并且请书店直接将最近出版的一本送博物馆，另一本送葛维汉先生。

以后如有新作，我也将再送给你们。

现在我很忙，就此搁笔。

祝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沫若

1934年7月9日

郭沫若在接到这批材料和图片后，是否对广汉文化做过深入的研究，不得而知，但葛维汉与林名均对此的研究却持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