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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章 悲回风（第9页）

在日本的巡回展出于同年的12月6日结束。

当这批文物重新回到三星堆博物馆时，短暂的合作随之结束，三家分晋、裂土割地的格局业已形成，接下来就是新一轮的争夺战。

广汉方面望着三星堆博物馆自开馆之后，前来参观的人流如鸭子河暴涨的河水汹涌而来，深感这座无烟工厂的威力和实惠，已远远超越了当年在三星堆建起的十几个砖瓦厂。

在春风满面、弹冠相庆、开怀畅饮之时，他们仍没有忘掉当年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中，还有20%留在了省考古研究所。

如不把这批漏网之鱼全部打尽，当然算不得完璧，也不能称得上是全面胜利。

于是，广汉方面发出了对省考古研究所最后一战的口号，声言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对方无条件地交出最后一批三星堆文物。

省考古研究所闻听此事，虽然大为恼火，但考虑到目前的情势，经研究，向广汉方面提出要修复、移交剩余的20%的文物是可以的。

但唯一条件是把当年由广汉方面提出的，把博物馆每年门票20%的收入作为红利由考古研究所享有。

对方一听，给予严词拒绝，并表示道：那些都是老皇历了，今天再提起就明显有些不识时务了。

接下来的日子，双方边打边谈，各有进退，一路下来又耗掉了几个年头的时光。

到了2001年，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和媒体的炒作，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博物馆也随之升温。

广汉方面借此东风，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辟出一个新馆，希望把留在考古所20%的文物修复后摆在新馆展出，并再次委派高规格的代表团找考古研究所谈判。

与此同时，广汉方面还调整战略战术，一举打通了省文化厅的各个关节，并通过文化厅向省考古研究所直接施压，以达到促使对方无条件就范的目的。

但省考古研究所从领导到普通职工，好像突然增添了阳刚之气与不屈的血性，声言要修复文物，就必须拿出足够的钱来，否则，一切都是废话。

对于这个要求，广汉方面自然不会轻而易举地答应，双方再度陷入了欲进不能、欲退不休的胶着状态。

而此时，省考古研究所设立的三星堆工作站，因缺少经费的支持，已有几年没有在遗址区内开展勘察或发掘的业务，工作站本身的立足生存已成了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考古勘察与发掘便无从谈起了。

省考古研究所主持三星堆文物修复的原首席专家杨晓邬，已在无休止的论战中，黑发人熬成了白发人。

此前，经过了十几年的探索、学习以及与修复界高手的相互交流，杨晓邬已对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内涵与精髓，有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并把出土器物按照不同的内容与内涵排出了系列。

如在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面具，他站在修复的角度，已排出了A、B、C等多个系列。

其中A型青铜器制作的年代最古老，做工和用料也最为精细，越到后来做工和用料就越粗糙，工艺水平也越低下。

如果对这些技术上的差异与艺术上的内涵不能正确把握，就无法对出土文物进行修复。

即便是照着葫芦画瓢式地强行排列组合和进行修复，也只是“死”

文物一件，根本无法体现商周青铜器那种特有的宏阔厚重、华美壮丽、撼人心魄的神韵、灵性与风采。

而要将残碎的文物恢复出原有的神韵与灵性，就必须用心灵和生命与它们沟通交流。

而要沟通交流就需要时间和真诚的投入。

如果没有生命热血的融入，要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遥想当年，三星堆文物到日本巡回展出，杨晓邬把文物护送到东京之后，按照中方的安排，他应该返回中国。

在即将登机的那一刻，他站在候机厅朝东京市中心的方向望了一眼，想起与自己朝夕相伴十余年并亲手修复的文物，如同想起了自己养育的孩子孤零零地漂泊他乡，竟一时泪流满面，呜咽不止。

像这种真情和心灵的相通相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具有的。

事实上，省考古研究所仓库中残留的那一部分文物，并不是广汉方面有些人所想象的仅仅是一堆并非珍贵的破铜烂铁。

恰恰相反，这一少部分文物同样是整批文物阵容中的精华，如著名的青铜神坛，就是这批文物中的极品或绝品。

遗憾的是神坛在出土时已被烧成炭化状，上半部全部被烧掉，已无迹可寻，能够修复的仅是四个侧面了。

但就这四个侧面，以及侧面上栩栩如生的图像，其学术研究价值是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任何一件器物都无法与之匹敌的。

当然，除青铜神坛之外，尚有头顶之冠被烧焦的一件青铜大立人像没有修复。

另外还有一件比已经修复展出的那件俗称“千里眼”

、面部宽138厘米的青铜纵目人像还要庞大、厚重，气势还要雄浑、威武的青铜面具——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大的青铜面具。

只是这个面具的下半部有几个地方残缺，需要用铸造法进行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