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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乐场所神秘的主人（第2页）

从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上看，两广和越南出土的基本相同，但从时间上推断，越南开始使用铜提筒的时间可能更早，延续的时间也较长。

两广出土的铜提筒则大多集中出现在南越国时期，并且都是提筒发展中的早期形式。

由此历史渊源便可基本断定，这类铜提筒的起源地应在越南，两广铜提筒是受到越南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据考古学家麦英豪先生考证，南越国的统治势力已达今越南北部地区，两广铜提筒中的一部分可能是通过贸易手段输入进来，也可能是越南某些部落首领用以盛放贡品进献到南越王宫的。

除提筒这种专门用来盛酒的器物以外，在东耳室的后半部还出土了铜壶、铜钫等同样是用来盛酒水的器物。

在铜钫之下，有两套共12颗长方形的棋子，一套为水晶做成，另一套为青玉做成，每套6颗，经考古人员分析，这就是古代被称为“六博”

棋戏的棋子。

“六博”

棋戏在汉代十分流行，且经常用于宴会中做戏，可惜现在关于这种棋戏的弈法已经失传了。

镏金铜壶

铜钫（盛酒器）

句鑃

从整个东耳室出土的大多数器物看，很明显，那盛酒的容器、伴奏助兴的钟、磬、琴、瑟和用于娱乐的“六博”

，都标志着这是一个盛大豪华的宴乐场所，也折射出这个场所的主人所具有的高贵的身份。

尤其在钟、磬旁边那个早已腐烂成灰的殉葬人，很可能就是墓主人带进来的一名“乐师”

，当主人进入另一个世界后，也依然让这位“乐师”

一同进入这幽暗的墓穴为自己的享乐奢华服务。

看来这位墓主人确是气派非凡、霸气十足，具有唯我独尊、视天下人如草芥的派头。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谁？难道真的是人们千百年来苦苦探寻的南越王赵佗？如果不是赵佗，谁会有这番气派？

当考古人员在东耳室清理到最后一种器物时，蒙在墓主人脸上那块神秘的黑色面纱终于揭开了一角。

考古人员最后清理的是存放于东耳室后壁的一套青铜句鑃，这套句鑃共由八件组成，在岭南地区属首次发现。

此器出土时多数大小相套，器形基本相同，主要特点是器体硕重，胎壁较厚，柄、身合体铸出，且柄做扁方形实柱体，上宽下窄，舞面平整做橄榄状。

从外形上看，器体上大下小，口呈弧形，一面光而无文，另一面则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

，其文分为两行，其下每件又分别阴刻“第一”

至“第八”

的编码。

号为“第一”

的句鑃最大，通高64厘米，重40公斤，以下依次递减，到号为“第八”

的句鑃时，通高只有36.8厘米，重10.75公斤。

句鑃，作为吴越的一种乐器，在象岗古墓发掘前，于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均有出土，个别铭刻中还有自名“句鑃”

的字样。

此次在象岗山古墓发现的刻铭“文帝九年”

的句鑃，当是南越国乐府所铸。

根据史料记载，只有南越国第二代王曾自称“文帝”

，这个“文帝九年”

应是西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而这个时候南越第一代王赵佗早已死去，在位的则是第二代王赵胡。

如果史书中记载的南越第三代王赵婴齐的墓确实被孙权大军盗掘，那么此墓属于赵胡或赵胡时代其他家族主要成员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在赵婴齐之后继位的第四、第五代王，正逢刀光剑影的动**乱势，不可能从容不迫地建造如此规模浩大的墓穴，只有赵胡或他同时代的高级贵族才有可能做出这种罕世之举。

难道这墓中的主人真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吗？

全套句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