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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最后的辉煌 达尔文与北京人（第3页）

正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拼杀难分难解之际，近代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严格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进行的田野考古，以创世纪的成果为“进化”

理论提供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性武器。

就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同一年，著名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和英国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等一起，踏上了法国索姆河畔的阿比维尔（Abbeville）实地考察的征程。

三年后，他们根据发掘的遗迹，做出了“绝种的哺乳动物与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工具是共存的”

科学结论。

1868年，考古学家在法国多尔多涅地区莱塞济附近，发现了与旧石器和绝灭动物化石同一时期的克罗马农人（agnon）化石。

1891年，著名考古学家欧金·杜波艾斯在印度爪哇岛特里尼尔发现了猿人骨骼化石。

1908年，在德国茅厄尔的海德堡河床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古人类下颌骨，被称为“海德堡猿人”

。

1911年，在英国南部皮尔唐的河床中，查尔斯·道森发现了颇像人类的头骨碎片及其他猿人的碎骨。

稍后，地质学家在欧洲西部和中部相继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早已灭绝的人种——尼安德特人的头骨。

猿与人类手足部位的比较。

猿类与人类的手部结构相似，但人手的拇指更长，活动范围较猿更大。

猿的手掌平坦部位比人手大，因而握东西更有力。

猿有着长脚趾和分开的脚趾，用来抓捏东西。

人类整齐而短的脚趾则提高了直立的平稳度。

人类足下的弓部则更能减少行走所产生的冲压

所有这些发现，将考古学中无可辩驳的例证和人类进化的学说紧紧联系起来，从不同的、更加明了的角度，开阔了人们对古猿和原始人类遗存、灵长目的比较解剖学以及生理学、旧石器时代人类工具和地质年代不断更新的视野，加强了对人类进化理论的认识和研究。

尽管如此，当时的宗教界和反科学的统治者，对这些重大科学发现却不屑一顾，甚至加以否定和诋毁。

雅典的不列颠学院主任霍迦斯仍坚信物质证据的考古仅是“小考古学”

，只有那些被文献所阐明的发现物，如玛利特、雷雅德、牛顿或谢里曼发现和阐明的才是“大考古学”

。

而此时的世界顶尖级物理学家牛顿、玛利特等人的研究，已进入了“神创造万物”

的歧途。

德国的“学术权威”

、国会议员维尔和，为诋毁在他看来已超越人类想象极限的“进化”

理论，干脆把尼安德特人宣布为“一个因患白痴病而成畸形的现代人头骨”

，对爪哇猿人则认为“根本不是人，而是属于一种已经绝灭的大型长臂猿”

。

达尔文的“进化”

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创造人”

的学说，经受了暴雨雷电般的摧残、打击之后，最终未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它随着考古学界对史前人类历史的不断发现而逐渐跃出泥潭，开始为具有科学客观态度的世界少数知识分子所接受。

1896年，中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家严复，开始着手编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等包含了达尔文进化理论的文章。

严复之所以不直接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其因是该书属一部纯生物学著作，不易为普通读者所注意和接受。

而赫胥黎的文章除了含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学说，还包含社会达尔文主义成分，更适合于当时中国的救亡图存运动。

严复编译的文章于1898年以《天演论》的书名出版。

这部被视为中国翻译文学的成功之作的巨著，使绝大多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在西方争论不休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