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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书斋觅知音（第2页）

，搞“攀登”

，实施“863”

计划，为中国科技事业的腾飞立下了赫赫功勋。

但是，宋健并不以此居功自傲，反而觉得如若他人受命于此岗位，可能比自己做得更好。

半生的坎坷经历使他深信，国家的兴旺，事业的成功，人生的成就，莫不需要机遇。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我要竭尽绵薄，为人民能得科技之惠，为学者能为国尽其才，鞠躬尽瘁，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心血和生命。”

天时地利不常有，良机难得，稍纵即逝。

20世纪的晚钟即将敲响，人类的脚步在跨入21世纪门槛的同时，也将迈进一个新的千年。

如果能在这新的世纪和千年之交，将华夏远古文明的大厦构筑起来，无疑可为正在复兴的中华民族增强信心。

此时的宋健已不满足于独坐灯下翻看史书和资料了，他要走出书斋，跳出自己熟悉的圈子，融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门学科的学者之中，在做深入调查了解的同时，看能否将萦绕于心中的念头转变成切实可行的计划。

几天后，宋健通过历史学家朱学文，先后找到了历史学家李学勤，考古学家严文明、俞伟超，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席泽宗，14C测年专家仇士华等五位一流学者。

1995年9月29日上午，5位科学家来到中南海国务院小会议室，由宋健主持召开座谈会，就中国古文明的年代学大厦是否可以探寻、构建的问题展开讨论。

由于这次讨论只是征求专家的意见，没有条条框框的禁锢，学者们畅所欲言，满怀热情地倾吐自己的见地。

按照五位学者的看法，就中国古文明的研究而言，年代学在先秦史上可谓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但无疑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研究古代史离不开年代坐标，若无此坐标或坐标不确切，许多问题会永远处于混沌、迷惘和争论不休之中。

司马迁在著《史记》时，对中国古史的年代做了认真研究，他编的《十二诸侯年表》把纪年问题上推到西周共和元年，对这之前的夏商周年代，他认为由于所见资料记载不一，取舍不易，只好放弃。

因而，《史记》虽有《三代世表》，却没有明确的编年。

在司马迁之后，试图推定共和元年之前的夏商周三代编年者，世不乏人，如西汉晚期的刘歆、三国时的谯周、晋代的皇甫谧等。

但他们都只能以传世文献为依据，而在汉以后能见到传世古文献的可能性又越来越小，因而他们在推算中就不免带有种种主观推想的成分。

如刘歆在他的名著《世经》中就称夏代的积年为432年，商朝629年，周朝867年，商汤伐桀之年相当于公元前1751年，武王伐纣之年相当于公元前1122年，等等。

由于刘歆与其父刘向曾在西汉朝廷任过校中秘书一职，在学术、文化上均做出过较大贡献，故有许多学者认为他的推论可信度较大，但同时也有陈忠等学者认为此说并不可信。

因此，关于刘歆之说是对是错的问题，学界历两千年的争论尚无一个确切的结论。

19世纪后叶以来，由于商周金文和甲骨文的发现，复原夏商周三代纪年才有了新的依据和希望。

从此以后，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利用这方面的资料对夏商周的年代学进行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学者们找到了一条书面文献以外的研究古代文明的道路，这就是通过科学考古发现的遗址和遗物。

正是由于这些遗址、遗物所提供的文化信息，才对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500—前2500年）、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600—前2000年），以及二里头夏代文化等有了较为准确的破译和了解，并为中国古代文明在年代学上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佐证。

因此，现实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对夏商周年代学进行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条件。

这样说的根据是：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得到空前的迅速发展，发现了大量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时期各种考古学文化得到了更加明晰的认识。

此外，在历史学方面，对殷墟甲骨、周原甲骨及西周金文的分期研究和考释，对若干典籍真伪的辨识，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研究等，也有一系列综合论著和成果问世。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近期对中国古史年代学的研究是适时的、科学的，其条件是基本成熟的。

当然，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哪一门学科孤立地进行的，各学科之间总是相互关联又相互促进，现代物理学的迅猛发展，为考古学提供了比过去更多、更有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