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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书斋觅知音（第3页）

自20世纪50年代末，国内开始了放射性14C测年研究，科技考古工作逐渐发展，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测年工作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从80年代起，北京大学建成了先进的加速器质谱仪（AMS），如果经过进一步改进，可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就使得对古代遗址出土的标本进行高精确度的年代测定成为可能。

而由于现代科技运算手段的应用，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也有了较大进展，任何有规律可循的古代天文现象记录都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极快地算出其发生的时间。

如紫金山天文台天文年代学家张培瑜已通过计算机的运算结果，编出《3500年历日天象》一书。

此书记载了自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2052年的合朔、满月、分至、八节、日食等历日和天象，倘若用他的计算程序，再向前推1500年，得到其间的历日和天象，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

所有这些都为古代文明的年代学研究创造了条件，而专门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古文字学，近年来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对殷墟甲骨、周原甲骨及西周金文的分期研究和考释都有新的成果问世。

如果将这些成果配合天文历法研究，可建构商代后期与西周年代的历谱。

如果选择一些典型甲骨标本，通过高精度的14C测年实验，将会使其数据与商、周的王年对应、联系起来，这对古代年代学的建立将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

除此之外，由于古代遗址的发现和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学者在文献学的研究中对若干传世文献的真伪有了新的评估，而这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的评估，又为考古学及天文历法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坚实的基础。

正是有了以上的诸种条件，才使探寻、构筑中华远古文明大厦的计划成为可能。

但是，五千年的文明史渊邃浩瀚，源远流长，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这尚缺年代学标尺的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大致包括五帝时代和夏商周三代两个大的部分，若构筑这座古代文明大厦，必先构筑夏商周三代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得以坚实地建立起来，才有可能将整个大厦构筑成功。

众所周知的是，夏商周三代正是中国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转折时期，由此往上，可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往下可明了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和走向。

首先搭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年代学框架，无论是对文明起源的研究还是对中国文明的走向与发展的研究都有着极其重大而深刻的意义。

因此，在这个座谈会将要结束之时，五位学者根据学术研究的规律和存在的现实条件，建议首先进行以探索中华古文明起源为最终目标的夏商周年代学研究，并冷静而客观地表示，处在民族复兴这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国科学家，既有得天独厚的时运，也有难得再遇的历史幸运，伟大的时代可遇而不可求，当代史家生活着的中国，是正在向2l世纪迈进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

由于岁月积淀和世界交往的汇集，当然有数不清的亟待解决的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科学技术，也需要包括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参与。

在现实问题的解析中，历史也是一把钥匙，作为这个时代的科学家没有理由忽视时代对历史的热望，而应以更大的热情关注时代，关注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发展。

任何民族都有一个历史源头，这是既体现于物质又体现于精神的民族之根，对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研究，正是寻找民族之根的具体表现，而寻根的意义在于跨越包括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隔阂，达到精神上的共识，从而找到中华民族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心理上的归宿感。

有了它，民族感情才有所寄托。

换言之，一个民族在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并获得了精神上的超越之后，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更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并将精神的超越转化成现实的超越，继而转化成一种巨大的创造力量贡献于社会，造福于当今和未来的人类。

在中国传延千古的史实里，每当一次改朝换代或重大的社会变迁之后，总会有许多沉潜会通的有心人站出来，矢志不移地汲汲于兴灭继绝的文化整理、传道解惑的知识普及——孔子的汇编古籍、有教无类；刘向父子的校理众书、编目提要；郑玄的博古知今、遍注群经；还有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熹的《四书集注》，王心斋的深入民众、乐学教育……他们或以个人的力量，或由政府的推动，分别为中国文化做了修旧起废、变通传承的伟大事业。

如果说春秋时代的震**产生了《左传》，战国秦汉的演变造就了千秋《史记》，那么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复兴时期，夏商周年代学标尺的建立的任务，将历史性地落在跨世纪的中国科学家这一群体的肩上，只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界的科学家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中国古文明的大厦一定会在不断的探寻中显现于世。

孔子整理并向学生传授“六经”

情景

经过一个上午的座谈讨论，大家对相关问题初步取得了共识：自19世纪末叶以来，历史学、考古学界关于夏商周年代学的研究在文献、考古和天文历法等方面已取得很多成果。

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没有对夏商周年代学做出多学科的综合攻关，一般都是个人就某一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其工作比较分散，不够系统，所获数据也不够充分。

而从事这方面研究，单凭个人力量显然是不够的，通过政府组织，进行多学科的交叉协作研究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考古学和测年技术等方面已取得的许多重大进展，说明现在已到了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时候。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最后，由宋健提议，如果这项工作能够得到实施，就取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

。

这次座谈会，使宋健既看到了希望又增强了信心。

之后，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共同多次主持会议，更广泛地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并联络相关的部委，一起酝酿夏商周断代工程，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

这项工程既是以解决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纪年问题为宗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大型年代学项目，也是自信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为寻找两千八百多年前历史年代坐标而进行的一次多学科合作的科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