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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2页）

，就是详而不流于堆砌。

简单地说，就是一面要“言皆有物”

，一面要“纲举目张”

，以文化的演进为经，以过去的事实为纬，这才是折中至当的办法。

著者很想用这种见解去解决前面所提出的两个困难问题，这一册小书就是著者在实际工作中一种冒昧的尝试。

此外，我们对于中外史的划分还有一个特殊的界限问题。

著者的愚见以为我们要划分中外史的界限，亦应该以文化的演进为标准。

详细地说，凡是纯属本国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事迹（除偶然用来作比较外）可以绝对不提，凡是纯属外国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事迹当然是本书正当的资料，这是很明显的了。

至于和全世界人类文化有一般关系的事迹，著者的愚见以为我们应该不分中外，把它们一律划入本书的范围内。

本书之所以述及中国的石器时代，法显和玄奘辈的西游，中国蚕桑、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西传，以及郑和下西洋的种种事迹，理由就在于此。

著者以为除上述三个问题外，似乎还有一个立场问题，值得我们讨论。

这个问题以常理论，本无提出的必要，但是我们试看寻常所谓的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以欧洲为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

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文化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地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然是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该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以附和欧洲史学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

因此著者很想在本书中用一种新的立场，针对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

这就是著者提出立场问题的理由，而本书也是用这样一个立场进行的又一种冒昧的尝试。

著者于此还有一点附带的感想要表达出来，就是关于这部分亚洲民族的史迹，竟不能不取材于英国学者所编的《大英百科全书》、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劳林生的《古代东方五大帝国史》和派克的《一千年间鞑靼史》；而本书所有对于这许多民族在文化贡献上估价的话，又十有八九采取前三部书作者的意见。

这是我们亚洲人的“数典忘祖”

呢，还是“礼失而求诸野”

呢？著者之所以附提此点，无非想表明我们研究历史的前途，单就亚洲部分而论，还是非常辽远的，值得我们急起去直追。

本书的编述当然以“详近略远”

为主旨，所以就分量分配来说，先史部分的篇幅只占一部分，上古和中古分别占三部分和四部分，而近世和现代的三百年间竟占六部分。

同时最近一百年间的世界史则占六部分中的四部分，而20世纪以来的三四十年则又占四部分中的两部分。

这是就世界史时代的远近而分配本书详略的大概。

此外对于欧洲和其他各洲史事的分配，则以世界一般文化的演进情形为详略的标准。

因为对于上古文化的起源和中古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亚洲各民族所占地位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欧洲，所以本书对于上古以来到15世纪时的亚洲民族活动史，加以较详的叙述，无论他们的内治还是外交，都较寻常西方人所谓的世界史略详。

自16世纪以后，上古以来亚洲民族向西移动的潮流，因有地理上的发现，一变而为欧洲民族四处活动渐成独霸的局面，而亚洲各文明民族，反而一变而为受人压迫或文化落后的国家。

因此本书对于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不能不因篇幅关系，减去亚洲各国内部的情形，而详述欧洲各国侵略此种民族和此种民族抵抗此种侵略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