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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宗教政策（第5页）

尽管最终大区领袖不得不收回成命，但纳粹党的野心昭然若揭。

1935年，全国戏剧协会开始禁止由教会赞助的音乐会和戏剧演出，因为在当局看来，这些演出同纳粹党支持的音乐会和戏剧形成了经济与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关系。

再次，纳粹当局直接干扰地区主教的任命工作。

《国家宗教协定》的附加条款规定，地方政府有权反对教皇的任命，前提是充分说明理由，获得教会的理解。

1936年纳粹政府反对富尔达地区主教的任命，1937年反对亚琛主教的任命，两者都没有给出相关理由，但罗马教廷作了妥协，以任命所谓的“使徒管理人”

（Apostolisistrator）代替。

[114]

纳粹政府的一系列行为引起罗马教廷的深深忧虑。

从1933年到1939年，教廷国务秘书巴西利至少向柏林提交了55项此类抗议照会。

但德国外交部对这些照会仅仅只是拖延开脱，或者以含糊其辞的答复敷衍。

1937年1月，德国一些地位显赫的主教前往罗马，向教皇庇护十一世和巴西利紧急汇报德国教会的状况。

庇护十一世委托米希尔·冯·福尔哈贝尔（MiFaulhaber，1869—1952）起草一份教皇通谕（Enzyklikard）。

[115]这是教会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份以德语写成的通谕。

这份名为《痛心已极》（MitBrennenderSe）的通谕于1937年3月14日发出，3月21日在德国各地公布，印发数量超过30万册，大约在11500个布道坛上得以宣讲。

通谕以明确的语言指出双方在解释世界和生活方面所存在的基本矛盾，由这些矛盾产生了世界观与信仰、国家与教会之间的严重争论。

它认为纳粹主义搬用基督教的概念，造成了意义方面的混乱，如将“启示”

转意为“血统和种族的提示”

，将“信仰”

转意为对历史未来的信任，将“不朽”

转意为人民的生命。

为此，纳粹主义被明确指控犯了以假乱真的罪行。

[116]通谕还指责纳粹政府破坏宗教协定，播种“怀疑、不睦、仇恨、中伤……敌视基督教和教会的莠草”

，表示“德国的天际已经出现了宗教摧残性战争的险恶乌云”

。

[117]纳粹党总部机关被罗马教廷3月19日发出的另一份反共产主义通谕麻痹，保安机关直到20日晚上才得到了一份《痛心已极》通谕的样本。

盖世太保赶紧行动，但为时已晚，只查收到数千册未分发的通谕，无法阻止其余副本的传播和宣读。

纳粹当局恼羞成怒，关停了13家印制通谕的印刷厂，并没收了其中12家的财产。

[118]据戈培尔回忆说，希特勒甚至打算于同年的春夏之交就解散修士会，禁止宗教的独身主义，并没收教会的建筑和地产。

[119]天主教会与纳粹政府的矛盾就此公开化，其合作关系也就此结束。

德国新教在教会体制方面的多元传统，既使其比较容易吸收包括纳粹主义在内的其他理论，但同时也较易产生反对派。

1933年5月4日，狂热支持纳粹主义的“德意志基督徒”

组织就全国福音教会选举和章程问题提出“十点纲领”

，要求实施全体信徒的直接选举和制定排除犹太人的“雅利安”

条款。

针对这一过激行为，许多持不同意见的牧师组成“青年改革运动”

（JuorischeBewegung），反对“德意志基督徒”

组织的方案，并呼吁选举博德尔施文格为全国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