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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血酬史观（第3页）

吴思：良心，同情心和正义感，都是有分量的，它们经常进入人类行为的计算。

同情心和正义感是我们天生就有的，它们无可置疑地长在大脑中固定位置，同情心长在大脑中央运动前皮层一个叫F5的区域，那个区域有镜像神经元，它让我们有“同情心”

：看到你快乐，我也觉得快乐；看到你被针扎到，我也感同身受地皱皱眉。

当然你疼十分，我可能才疼两分。

正义感则长在中脑系统的壳核和尾核上，叫鸦片报偿区，鸦片报偿区负责所有上瘾的行为，看武侠小说为什么觉得过瘾，因为正义得到伸张。

这个区域让我们对不公正感到愤怒，对公正感到欣慰，哪怕我们个体不见得会从这公正中受益。

假设同情心和正义感在我们心中发挥不高不低的作用，算30分。

用口渴打比方，我渴到80分，你渴到90分，这杯水是我喝还是给你？这取决于我感受到的你渴的程度。

你我是老朋友，我能感到你40分的渴；你我是陌生人，我可能只能感受到你的10分。

虽然能从外在表现看出你渴到90分，但我会选择自己喝。

但当喝下这杯水，我渴的感觉只剩下30分，对你的同情却达到40分，神经元激活程度的计算结果，同情心就开始喧嚣着催我把水给你。

管仲早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同情心、正义感这种精神作用的强度与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正相关。

如果我们有饭吃有水喝，心中不喧嚣而是相当平静，同情引起的那30分就很突出，显得你知书达理，充满同情心；如果你饥寒交迫，就只能抢吃抢喝，完全看不出你的礼义和同情。

这其实是一直存在的计算，我只是如实描述它的运行。

访谈者：你怎么想到要用医学上的知识去描述它的？

吴思：我偶然看到一本书叫《神经元经济学》，汪丁丁主编的，用神经元讨论经济问题，立刻觉得找到了我要的东西。

我一直想盖一座血酬史观的楼，它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严格的历史和逻辑的一致。

历史的起点就是生命的起点，追踪起来就到了神经元，用神经元和其他生物学知识来做血酬定律的基础，把整个史观扎扎实实落在了科学基础上。

访谈者：这个起点是很坚固，但你怎么解释那些舍生取义的人？

吴思：这间办公室曾经有个老先生叫徐孔，我们的副社长，不久前去世了。

徐孔替人打抱不平，结果得罪了领导，被打成右派，前10年劳教，拿四分之一工资；后十年返乡务农，一分没有。

受了这么大损失，两个月前徐老先生出了本书，叫《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生涯》，还说无悔。

你想想同情心和正义感在他心里占到什么分量！

圣人确实是有的，我们这里就有。

但又必须承认这种人在全部人口中比例很低，实验经济学证明，这种人的比例相当固定，不管什么时代什么环境，我记不清具体数字了，似乎不足3%。

我们应该正视多数人的行为方式。

“多数人”

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但不至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主要是利己的，不是利他的。

承认这个事实，不管是经济政策还是政治制度的种种设计都要有所变化。

访谈者：我觉得您有两个突出于环境之处，一是您的文风，之前在《农民日报》，如今在《炎黄春秋》，整个的文字环境挺严肃的，但您的书却是很轻松的笔调。

吴思：1996年我失业在家想写小说，写了三四十个开头都不对，就想找个简单的事来做，那就写历史。

因为之前看过大量的史书，下笔就很轻松，带点嘲讽——对自己的嘲讽，对这个时代的嘲讽。

我满心同情崇祯皇帝，可我受的教育全是阶级斗争，怎么能够同情皇帝呢？这么矛盾，只能自嘲。

现在回想来，我当时已经跳出主流历史观了，嘲笑自己，其实是在嘲笑某种意识形态。

这是一个很安全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