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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血酬史观（第5页）

易中天的书我看过一些，就那些部分而言我觉得他讲得很精彩，而且他不是纯讲故事，他是有理想有思想的；十年砍柴有一种史观上的追求，看过他的《闲谈水浒》，觉得他对历史的分析框架更敏感一些；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我看了前13，见解自然不错，但觉得他调侃的味道很浓，仅仅从风格上说，稍微有点不舒服。

访谈者：那写史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真正通过《史记》或者《资治通鉴》去了解历史的人并不多，多数人还是通过当下的讲历史的书来了解的，您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历史普及性的写作？

吴思：写史对我意味着一种新发现。

只有发现新的、同时跟现代相关的东西，我才会写。

我特别享受有新发现的写作，写了开头还不知道结尾，一路不断地有新景象在眼前出现，笔下龙腾虎跃——“文思泉涌”

这词儿比较弱，不足以形容文章逻辑的自主性和意外性。

到结尾处，经常跟设想的大不一样，一路充满创造性的惊喜。

你说普及性的写作，假如一百人里面有十个能把历史故事写得好看，但能从历史里找到新发现的可能只有两个。

我既然能做一些别人做不好的事，那就别把时间放在很多人能做好的事上。

时间这么紧，不能做二流的事，每次都应该做一流的事。

访谈者：那你希望自己的发现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设想你站在一百年后，会怎么评判自己现在的工作？

吴思：野心勃勃地说，就是建构起一种新的更加精确的历史观，用它来代替现在的主流历史观。

形象地说，我想盖一个叫“血酬史观”

的大院子，院子里有一栋六层的房屋，现在盖到了四层半。

盖完之后还得装修呢，也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做完。

要是站在一百年后，大概会看得更清楚点：我就是那群人中的一员——他们曾是极“左”

分子，经历了严重挫败后开始寻找新的方向，找的过程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看到了某些正确的方向，最核心的就是如实面对真相，不被任何教条所影响，他们找到了一些规律，而后又走偏，想构建一种新的教条，但在新的教条竖立起来之前，他们做的一些事对后人来说是有价值的。

访谈者：有篇访谈文章提到，在香港地铁里你问别人找到归宿了吗，归宿是什么呢？你说归宿就是可以认真生活下去的安定感，香港是有的，但你还没有找到。

我觉得中国文人一直很重这种归宿感，尤其您这代知识分子，生命经历密度特别高，您对人生的终极意义怎么看？

吴思：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最后发现最重要的还是“我”

是否喜欢，是否能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

甚至于我不断地受挫、不时还要写检查，戴着镣铐跳舞，别人看起来觉得我活得特惨，可我觉得这生活特别适合我，因为我戴着镣铐跳舞跳顺了，跳得炉火纯青，可以成为一流舞者，如果大家都摘下镣铐来跳，我就成了个三流舞者，我用全部的知识对付这个环境，也知道这个环境会提供给我内在、外在的双重意义。

曾经很多人都追求外在的意义，这固然不错，但外在的东西往往不可靠，不归你掌握。

儒家有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当年鲁迅说，他看到一代一代人，年轻时都很有闯劲，最后却都跑到儒家那里去了。

我也曾经不理解，后来发现儒家最核心的观念在于内心满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张载的《西铭》，被认为是儒家表达世界观最精彩的一段，“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天地是父母，我就在中间。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同类，最后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

活着的时候我就顺势而为，做天命或造化让我做的事；死了我踏踏实实地死。

人活到这个份上，那是真的找到归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