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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们第三次到矿上，也是隆冬以来最寒冷的晚上，其他一起来的白天都卖完赶火车去了，我和邻村的一个没有卖完，只好等上下夜班的工人了。

刺骨的东北风，穿过矿区，冻得我俩直哆嗦。

此时，有三个年轻人带着一个时髦女郎走到我跟前，问多钱，我说一毛钱八个，她说十个行不行，我说十个可以，不许挑不许拣。

中间一个高个子的说，可以，但他们要自己拿，也不准我伸手接钱，嫌我的手脏。

他们把柿子挑来挑去，翻烂了许多，我怕惹事都忍了，更可恨的是不让我接钱，趁天黑看不清楚，把钱放在柿子笼里就走。

当我收钱时，发现几张钱只有一半，我登时火冒三丈，一气之下赶上去找他们论理、要钱，结果打了起来。

这时候，我一天水米都没有沾牙，再上劳累和上火，哪是他们的对手，结果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等同行赶来时，这些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就在我疼痛难忍艰难地爬起来时，看到地上有个夹子，夹着厚厚的什么东西，捡起来一看，是一沓职工食堂的饭票，这是刚才拉扯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把饭票掉了。

我眼前一下有光了，挨打的疼痛也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们用那沓饭票从食堂领了整整两提包的杠子馍（两个馍连在一起四两，当地叫杠子馍），让两家人真正吃上了一顿饱饭——白面馍馍，着实让我炫耀了好长时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王家堡子人，一个冬天就是这样度过的，开始扒火车感觉还可以，扒几年大家都觉得风险太大，一旦发生个啥事故，就没命了，再者到矿上卖柿子要挑那道陡坡，慢慢地体力有些吃不消，有些人就有了更大胆的设想，扒上煤车直接到西安，大城市一定能卖上好价钱，听说下火车就是大街道，不用挑太长的路。

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有人还真把柿子卖到了很远的省会城市，在矿上一毛钱四个，到省会城市成一毛钱两个了，由此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离奇的事情，因为和煤、煤矿、矿工没有直接联系，这里就不赘述了。

扒火车危险，可日子还得过啊，柿子总得想方设法卖出去，于是我们产生了购买架子车的想法。

架子车承载力大，可以把柿子拉到更远的矿上卖，虽然力气活儿累点儿，可庄稼人最不值钱的就是力气。

拉着架子车，时间由自己把握，再不用踩点赶火车出猛力，爬煤车担惊受怕了。

买架子车还有一个动因，就是本村有一个在很远的煤矿下井的人回来说，他们的矿比较远，但是很大，工人比现在我们卖柿子的这几个矿加起来还多几倍，那里地域偏僻，一般小商小贩很少去，所以物质相对匮乏，而煤矿工人工资高，柿子在那儿肯定能卖上好价钱。

我和邻村一个叫李宗文的同学商量一人一辆架子车，能装近三百斤柿子，按照一毛钱三个算，一趟来回三天时间，得卖三天，再加上收柿子两天，总共一周多的时间，利润就有四十块钱。

而当时在生产队里干活，一个全劳力一年挣工分的钱只有七十八块钱，这是多么大的**啊！

李宗文家境比较好，他家有架子车，我家因父母年迈多病，根本拿不出来七十块钱买架子车，宗文说，那咱俩合伙先用我家的架子车跑一趟，探探路，能卖上好价赚钱了，再想办法给你买一辆。

第一趟赚钱了，不算架子车磨损折旧，俩人对半分，赔了也对半承担，协议就这样达成了。

我们五分钱一斤从外村将柿子收回来，家人帮忙装车，用两家人仅有的剩余粗粮蒸成苞谷面馍馍，把被子捆在车子的前面朝西北方向上路了，家人送上一道十分陡的坡，千叮咛，万吩咐，注意安全，就是柿子卖不了都不要紧，安全回来就行。

家里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村里一个叫红娃的人，比我大几岁，很能干，白天在生产队干一天的活，晚上编席子，三个晚上就能编成一张四尺宽六尺长的席，等编够十个，再赶生产队收工后等到天黑下来，借庄稼人劳累了一天，都不愿出门的休息时间，把芦席立起来捆在自行车的后座右边，小心翼翼地溜出村（怕被人发现举报扣上投机倒把的罪名，那就别想过安宁的穷日子了）。

家人先在村道里放风，确定没有人，才敢快速出村，即使倒霉偶尔碰见人，也是装着没有看见，急忙地蹬上自行车，一股气把产品带到五十公里外的北山里去卖，有时也换成粮食，天麻麻亮赶回来，既不会被人发现，也不影响当天的生产队出工。

方圆几十个村子的人都知道我们村的红娃会过日子，能吃下苦，在北山里跑熟了，人家编的席也能卖好价钱。

不幸的是，两年前的那天晚上红娃扛了十张席到北山里去，至今再也没有回来。

亲戚和生产队的干部也到红娃经常落脚的熟人家去找，人家都是一口否决，人就没有来过。

也给当地派出所报案了，但由于父母年纪大了，弟兄们日子过得紧巴，再加上那个年代，做生意属于投机倒把，很不光彩，多方面的原因，就没有再去催，民不举官不究，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没有了，父亲由此重病不起，一年前已经走了，母亲整天哭，听人说再哭下去眼睛就瞎了。

有这样的先例，而且我俩和红娃走的是同一条线路，家人能不担心吗？两家老人放心不下，送了一程又一程，还是不放心，但为了生存不得不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