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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治于古文归于今文（第2页）

。

提出了“变成法”

、“通下情”

、“慎左右”

的政治主张。

但这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帝没有看到。

康有为且备受顽固守旧分子的嘲笑和攻击。

这使他认识到找寻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光绪十五年（1889）秋，康有为离开北京，年底，回到广州。

次年春，移居徽州会馆。

这时，他晤见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经学家。

今文经学是讲究“微言大义”

，主张“通经致用”

的。

康有为一方面感于“外患日深”

而上书不达，另一方面受了廖平的启示，觉察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

，但不如今文经学的“灵活”

；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

，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

。

这样，他便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论政，由以往的崇《周礼》、尊周公而崇《公羊》、尊孔子，将今文“三统”

说阐发为“改制”

、因革的理论，将今文“三世”

说推演为“乱世”

、“升平世”

（小康）、“太平世”

（大同）的系统，“愈改而愈进也”

。

还写了《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等攻击古文经传之书。

光绪十六年（1890），移居广州云衢书屋，在学海堂肄业的高材生陈千秋听到康有为的声名，前往谒见，大为钦仰，是年秋，陈千秋告诉梁启超，康有为的学说“乃为吾与子所未见，吾与子今得师矣”

。

梁启超随同往见，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

，梁启超感到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

，对康有为极为佩服，“自是决意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