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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第2页）

公元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人董笃宜发掘出的这块“圣谕碑”

，质地为红砂石，通高210厘米，宽100厘米，厚19厘米，碑眉两边镌刻装饰着龙纹，看上去煞是飘逸，迄今仍俨然屹立在花团锦簇、鸟语声声的广汉市（笔者注：时名汉州）房湖公园内，一座四周以暗红色栅栏环围、形似毡帽的石亭之中，脚蹬朝靴般厚重的石墩，恍若正是经历一番杀伐征略后，从马背上下来小憩的大西国皇帝，脸上还笼罩着几分神秘和扑朔迷离，端坐在古老沧桑的石亭中。

隔着朦胧缥缈的历史烟云，打量着数百年来络绎不绝的游客。

就在这块“圣谕碑”

的背面，镌刻着当年与大西军长期血战不止的南明大将杨展，得知张献忠撤出成都后，率精骑追杀到广汉时，在“圣谕碑”

碑体后面刻下的《万人坟记》，清楚记录了张献忠率大西军北窜，路过广汉时的屠城惨状。

史料证明，张献忠在与李自成、南明军、清军、形形色色的地方武装争夺政权的过程中滥杀川人，与上述几股敌对武装集团合力将四川人剿灭殆尽，当是不争事实。

又因包括众多由张献忠联袂导演的一幕紧接一幕的大屠杀事件，如亲历了大西军屠杀过程的简阳秀才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组织乡民筑堡设寨，与大西军对抗的新繁举人费密（《荒书》）；被张献忠的大西军所掳，押往成都，替骁骑营都督刘进忠做过文案师爷的广安秀才欧阳直（《蜀警录》）；曾在张献忠面前一笔写成100平方尺大“帅”

字，获重赏，不久又被张下令杀害的丹棱秀才王志道的重外孙彭遵泗（《蜀碧》）；成都城陷时因拒绝投降而被张献忠下令倒吊在树上，万箭齐发，射成豪猪模样的华阳县令沈云祚之子沈荀蔚（《蜀难叙略》）；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与菲律宾传教士安文思（《圣教入川记》）等侥幸大难不死者留下的亲历记和回忆录，都足以证明张献忠屠杀川人之多，杀害川人手段之匪夷所思，触目惊心，当远在其他几股敌对武装集团之上。

早在1935年，鲁迅便在《病后杂谈之余》里说：“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便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

被郭沫若赞誉为“中国的左拉”

的李劼人对这段由张献忠担纲主角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成都经张献忠这一干，所有建筑，无论宫苑、园林、祠宇、池馆、民居，的确是焚完毁尽。

总而言之，自有成都市以来，虽曾几经兴亡，几经战火，即如元兵之残毒，也未能像张献忠这样破坏得一干二净！”

“以史为鉴”

是中国人历来尊奉的传统，可偏偏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些历史上的重要角色，却成为隔远了模模糊糊、凑近了又看不清楚的人物。

张献忠在四川活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留下了太多巨大的谜团：

1664年春，张献忠率60万大西军，溯长江而上，第三次杀入四川。

军中竟然有20万从湖南、湖北掠来的壮男壮妇，为他背着从各处藩王宫和官库中抢来的金玉珠宝。

如此波澜壮阔的背金载宝场面，会是真的吗？

张献忠攻下重庆后，下令将三万七千余名战俘“断其右臂”

。

而战俘们竟然欢声雷动，充满感恩之情地高呼“西王万岁”

。

这符合人之常情吗？

张献忠攻下成都后，到底是“尽屠三天”

，还是“秋毫无犯”

？都有发黄史书为证，我们该信谁的？

张献忠真的有魄力，有能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把物华天宝，富可敌国，明万历年间尚有380万人的天府之国，杀得来几乎绝种。

将偌大四川，杀成了一座巨大的野生动物园吗？（笔者注：据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统计，四川省仅剩八万人左右）

中国人有“财不露白”

的古训，可张献忠为何别出心裁，于大西国开国大典期间，在西王宫里举办盛大的“炫宝大会”

？他还将琳琅满目的金玉珠宝摆满24间大朝房，强行命令成都百姓进宫参观，拒绝参观者砍头，参观者赏新铸的“大顺通宝”

一贯。

已经被事实充分证明了的史料记载与民间传说是：成都陷落时落入大西军之手，却又成功从刑场上逃脱，再后又大伤了张献忠元气的南明大将杨展和大清朝川陕总督孙士毅，先后以朝廷的名义组织的打捞行动，均从彭山县江口镇岷江段河床里，捞获了巨量原本属于张献忠的金玉珠宝。

为解开张献忠留下的一个个千古之谜，笔者皓首穷经，同时力求剔伪存真，希望能给读者一个清楚的答案。

以张献忠率60万大西军，第三次攻入四川为主轴（笔者注：此前在作战过程中，张部短暂蹿入川境不算），钩沉360年前那一段改朝换代时发生的惨绝人寰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且穷尽心智，努力让那些本已随风远逝的历史人物，伴随着一个个精彩绝伦、惊世骇俗的故事，一桩桩令今人匪夷所思、惊心动魄的真实惨烈事件，从尘封的故纸堆中，渐次鲜活灵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