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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回 清军变仁义之师 闯王成末路英雄（第5页）

的历史轮替周期律，但毕竟也还是几百年的江山一统。

相比之下，李自成完全拥有了开元建国，一统天下的各种条件。

清王朝官修《明史》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

，个人的生活作风至少比史书上记载“日御数女”

的张献忠强着一头，说明他的个人品质，也完全符合礼贤下士、收拾民心、励精图治和取威定霸的帝王要求。

特别是他由一名边地驿卒投奔农民军，经过近20年生死搏斗成长为农民军统帅，指挥百万大军横扫中原，攻陷北京倾覆明室，其英雄气概和龙虎之威，与刘邦、朱元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李自成却被一个小小的叛将吴三桂和匆匆忙忙从辽东赶来抢劫的部落酋长多尔衮打得一败涂地。

山海关大败，北京城保不住，连西安也不能守，最后演出了一曲历史的悲剧，他自己就出演了这出大悲剧中的头号主角，而且正如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所言：“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民族的悲剧”

。

一个人竟然能够把偌大一个汉民族，全给带到沟里去了！

李自成悲剧的原因何在？自清初以来说者纷纭，唯明清著名诗人、历任翰林院编修、东宫讲读官吴梅村（笔者注：前明成都县令、大西国户部尚书吴继善的亲弟弟）在长诗《圆圆曲》中所谓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一说最为流行。

诗人以诗述史，叙述吴三桂的爱妾、著名苏州妓女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霸占，吴三桂大怒，降清引兵入关，攻陷北京夺回圆圆。

此说不仅轰动清初文坛，而且引发后人作了几百年的考证索隐。

《圆圆曲》对陈圆圆与吴三桂两人从相遇到定情、离别又重逢的传奇经历，进行了艺术性的描绘，将“红颜流落”

的历程与吴三桂林投降清朝，背明而亡国，以及明清鼎革的历史事件紧密结合，娓娓道来，曲折深远。

但是，倘若将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骤兴骤灭和满清政权入主中原的责任都记在吴三桂身上，也未免过分抬举了这位“视君父曾不若一爱妾，北面敌国以取藩封”

的边镇枭雄。

实际上，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所采取的种种举措，充分体现了大顺政权的胸无大志和诸多失误。

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早在西安发布的《登极诏书》中，李自成便对崇祯皇帝的失败表示了很大的同情，说大明王朝“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与崇祯皇帝自己所谓“君非亡国之君，而臣皆亡国之臣”

的说法不谋而合。

当大顺军在李自成的率领下攻进北京城之时，崇祯皇帝又留下《血书遗诏》怒气冲天云：“可将文臣尽行杀死。”

文臣个个自幼诵读圣贤之书。

他们本着《大学》中“三纲领，八条目”

的人格修养要求，走着修身治国的道路，以此自命为救世之主；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理想使他们脱离实际，从来得志者少、失意者多；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发挥良知、良德和自我慎独的追求，使他们放弃为稻粱谋而成为空谈心性的无用之才投入官场，混迹于儒家末流之中，一反儒学自我反省与追求完善的道德要求，或极尽虚伪和掩饰，或披着儒学道统的外衣，参与阴谋污浊的政界恶斗；人性扭曲政治败坏，营私攀缘利益苟合，最后与专制君王们一道编织出一个又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网结。

这种恶劣的现实使农民军领袖们很容易厌弃那帮丑恶多端的旧官吏。

当李自成攻入北京进入紫禁城之初，明朝前来朝贺的京官便高达数千名，而那些等着新朝明主眷顾的地主官吏更是不计其数。

当然，新政权的运转离不开他们，社会秩序的维护也少不了他们，所以对他们的招抚利用，直接关系到新生政权的生死存亡。

可是，李自成又是怎样对待这批明朝官员的呢？

据相关资料记载，仅1639年（崇祯十一年）3月23日，于午门外听用的明朝旧官便达四千余人。

但是，被大顺政权录用的仅有161人。

其中明原翰林院、詹事府官员49人、科道官员27人、六部官员65人、其他衙门官员20人，多达近四千官员的饭碗被打破。

一些未被录用的明朝官吏向宋献策要工作做，宋破口大骂：“不杀你们这些家伙已经算是便宜的了，还能养着你们？”

前宰辅、大学士魏藻德等直接求见李自成，李竟疾言厉色地责问他们，为何不去为崇祯皇帝殉节？一些文人为求得新朝录用不顾脸面，纷纷作《陈情书》《自荐书》，声称，“得一仁人收拾天下人心，胜精兵十万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