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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回 清军变仁义之师 闯王成末路英雄（第6页）

。

表示愿效“殷人从周，为大顺效犬马之劳”

。

现实是，新生的大顺政权急需人才，那些期待明主眷顾的文人，为了使自己在实施变节行为时多少心安理得一些，也竭力为自己投顺新朝制造出种种理论依据。

可是李自成却被左右一片“文臣个个可杀”

的言论蒙蔽了双眼，将他们一概排斥在外，这应当是大顺政权在北京犯下的最大的致命错误。

这一点，他倒是与在《血书遗诏》里留下“可将文臣尽行杀死”

旨意的崇祯皇帝不谋而合。

不过，令后人无不称奇的是，三个月后打下成都，坐上大西国皇帝宝座的张献忠，提出的却是“要文官不要武将”

的政治主张。

他甚至明确指示文武大臣，凡是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只要不跳出来和大西政权作对，一律由政府花钱养着。

当然，让李自成最终与天下文人为敌的，还有他对明朝官吏大肆进行的“追赃助饷”

这一血腥活动。

由刘宗敏主持的“追赃助饷”

所搜刮的银两高达7000万两之巨，比明朝政府在富庶的万历初年旧饷额银496万两，超出14倍以上；比明政府承平之时太仓年收入400万两白银，多出17倍以上。

崇祯皇帝弄得天怒人怨的“加征三饷”

，总数才不过2000万两，结果导致人亡政息；李自成仅在北京一城之内，就追出白银7000万两，其追夺程度之酷烈，其豪敛后果之严重就可想而知了。

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刘宗敏竟声称：“军者所恃以攻取，少失意，则不为我用；若民，则我已制其肘腋，设有动疑，闭门分剿，为烦金鼓，一时可尽。

且军兴日费金，若不强取，安能办给？”

正是在这样的错误逻辑和理论导向之下，大顺军士兵也借“追赃助饷”

的机会掳掠民财，“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

。

与李自成截然相反，多尔衮则成功地把清军打造成了一支“师出有名，秋毫无犯”

的仁义之师。

刚进北京，他便向前明官员、耆老、军民发出为崇祯皇帝服丧的告谕，宣称：

流寇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纠集丑类，逼陷京师，弑主暴尸，括取诸王、公主、驸马、官民财货，酷刑肆虐，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

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

即着礼部，备礼具葬。

告谕一下，前明遗民一片欢腾，出现了“谕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

深感清军此举“振古铄金”

，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向，顶礼加额。”

在重大民族悲剧中被糅入了一抹喜剧色彩的是，5月6日，南京福王政权与北京大清政权，这两个如同水火的敌对国家，竟然同时为崇祯皇帝朱由检举行国葬。

多尔衮为明思宗在帝王庙中设立牌位，让明朝遗臣哭灵三天，并赠谥号为“端”

，庙号为“怀宗”

，即怀宗端皇帝；同时定追随明思宗殉节的周皇后为烈皇后，也安奉神主于帝王庙；将思宗皇帝和周皇后、田贵妃共葬于一处陵园，明思宗居中，周皇后居左，田贵妃居右，名为思陵。

8月28日，多尔衮又于明十三陵设司香官及陵户，以保护明陵，并给以香火地亩，“禁止樵牧”

。

多尔衮又让大学士冯铨作《祭故明太祖及诸帝文》，祭文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