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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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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以后，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武汉也岌岌可危，贸易出海口被日军封锁，内地钢材、生铁奇缺，物价飞涨。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钢铁工业对军火生产的支撑。

此时中国唯一的钢铁血脉，却仅有当年张之洞创建、业已停产多年的汉阳铁厂。

更糟糕的是，日本军方也早已盯上了曾经被西方媒体称为“亚洲之雄厂”

的汉阳铁厂。

钢铁厂一旦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

1938年3月1日，为抢在武汉失守前将汉阳铁厂的机器设备和钢铁物资转移出去，钢迁会正式成立，负责拆迁汉阳铁厂及武汉附近的钢铁厂的机器设备。

同时选址重庆大渡口，以綦江铁矿和南桐煤矿为原料基地新建钢铁厂。

当时正在中国采访的意大利《世界时报》记者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在移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令人诧异。

大批衣衫褴褛的人们通过公路、铁路和船舶，从武汉、宜昌逃往重庆。

这景象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

1938年10月，前方战事紧迫，运输工具匮乏，从各地撤离的9万吨物资和上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大批政府机关人员、学校师生和数十万难民全部拥挤在了宜昌。

长江两岸滞留的钢迁会机器设备已堆积如山，8000匹马力蒸汽机亦在其中。

张连科心急如焚：撤迁必经的三峡航道就要进入长达5个月的枯水期，留给钢迁会的时间只有不到40天。

要在这几十天里，完成实际需要一年的运输量，简直是匪夷所思。

加之能用的船舶所需油料严重不足，要在暗礁丛生、漩涡密布的三峡运送一座齿轮3米高的8000匹马力蒸汽机这样的庞然大物，种种挑战前所未有。

危急时刻，被临时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的重庆籍实业家、“川江船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