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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思想革命 近代早期世界的智识和艺术（第11页）

这当中文化偏见起了作用。

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儒家复兴使西方人很难对他们产生好感。

根据朝鲜大儒李退溪的说法，西方人应当与野兽和鸟类相提并论。

那些从古代文献研究中习得谦逊精神的官员，很难认同17世纪晚期欧洲人普遍存在的相对无礼的举止。

当时，“崇古派”

和“尚今派”

的争论最为激烈。

对前者而言，美德存在于过去，而与之匹敌的唯一方法就是模仿过去；对后者而言，进步必然使新事物更优越。

这场论争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在某些方面甚至更早，并到1688年突然变得激烈起来。

当时夏尔·佩罗（CharlesPerrault）在其《路易大帝的世纪》（AgeofLouistheGreat）中大胆提出，如果荷马碰巧生活在法国“太阳王”

路易十四（LouisⅩⅣ）的优雅时代，他的伟大就会超越从前。

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他表达了自己所处的时代比希腊和罗马更具优越性。

尽管荷马的捍卫者做了坚定的回答，但尚今派宣布崇古派的象牙塔已经倒塌，并发表讽刺文章嘲弄他们。

崇古派早在12世纪初就反唇相讥——尚今派是“巨人肩上的侏儒”

，而这句话在这场争论的新阶段被重复使用，当时历史、文学、科学和政治思想的实践者之间的相互敌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从被称为启蒙运动的精神开始判断，斯威夫特的告诫是无效的。

在18世纪，理性、科学和实用主义主导了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价值观。

这绝非偶然，在加速进行全球旅行和探索的时代，新思想、新技术和组织人力的方式都受到了考验。

研究者们在研究自然时坚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并期望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答。

制图学的进步通过三角测量法和数学的手段（包括纯理论型和应用型）以及显著改进的仪器，改变了世界地图。

其中最重要的是约翰·哈里森（JohnHarrison）的航海天文钟，它解决了经度的问题。

新的关于发明和发现的新闻传播方式在受过教育的公众中形成了——其影响力与发明和发现的放肆程度以及引起惊讶的能量成正比。

越来越多的男人和女人加入学术团体、启蒙学院以及非正式的沙龙和咖啡馆中。

也有越来越多的“公报”

“商报”

和类似风格的报纸和期刊刺激了传播，表达了日益膨胀的舆论。

对人类理性的乐观信心是启蒙运动的基础，同时这也保证了明智的政策能够确保“公共利益和效用”

。

人类正处于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中，这要归功于那些与专制君主和蒙昧主义的基督教相抗衡的启蒙原则。

1788年，也就是伟大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CharlesⅢ）去世的那一年，航海家何塞·巴尔加斯·庞塞（JasPonce）在他的《麦哲伦海峡航行叙述》（RelatonofaVhtheStraitofMagellan）中极力主张这些观点。

他解释说，频繁的航行改善了航运路线。

浅滩和暗礁在海图上绘制得很清楚，精确的观测和测量使船只保持在正轨上。

旧技术的改进和新技术的创新使“以前一直存在的危险消失了”

。

这多亏了“人类的聪明才智”

，我们甚至有可能预见并躲避可怕的风暴。

用作者的话说，伟大的探险家和他们的发现“完善了地理系统”

。